几十年过去,一本封皮积满灰尘的日记重见天日。

笔者名叫高桥加代,二战尾声时,她曾领着一队日本女兵在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躲藏。

翻开日记,里面有一行字看得人后背发凉:

“田木那个畜生,当着我们四个人的面糟蹋了那个小姑娘!

可我们谁都没拦着。”

这事发生在1945年8月25日,地点是深不见底的大兴安岭。

读到这儿,恐怕谁都会气得拍桌子:手里明明有家伙,五个人对付一个男人,怎么还能眼瞅着战友被欺负?

是吓破胆了?

还是觉得女人天生就该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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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都不是。

这背后算的是一笔账,一笔为了活命而六亲不认的“冷血账”。

而这笔账的算法,恰恰把旧日本军队那个庞大机器里最烂的根子给刨了出来。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那天深夜,从一场大火说起。

1945年8月25日,距离日本在那张投降书上签字已经过了十天。

大兴安岭某处秘密据点里,烈火烧得正旺。

火堆边站着的,正是刚摸进山的女队长高桥加代,还有那里唯一的男军官田木英二。

他们在烧尸体,准确地说,是在烧自己人的尸体,足足56具。

这场景本身就够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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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周前,守在这里的依田少佐听到了广播里的战败消息。

这家伙满脑子武士道那一套,当即拍板做了一个典型的“日式决定”:集体自杀,以此谢罪。

可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步棋。

关东军司令部压根没想扔掉这块地盘,反手派了高桥加代的女兵小队送来密令,要求“死守待命”。

偏偏这帮女兵为了躲避苏联人的眼线,路上多绕了一个星期的道。

就这七天的时间差,把这片山谷变成了修罗场。

依田少佐逼着手下50多个兵自裁。

那是真刀真枪的死,新兵蛋子们吓尿了,十几个人哭爹喊娘往外冲。

这时候,依田少佐下了第二道命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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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着几个老兵油子追上去,机枪扫完刺刀捅。

把想活命的新兵杀了个精光,回头再逼死老兵,最后自己坐在迫击炮弹药箱上,给自己来了个“了断”。

等高桥加代满心欢喜地带队赶到,哪有什么欢迎队伍,只有满地的死人和扑鼻的尸臭。

站在火光里,高桥加代的心其实已经死了一半。

她可不是一般的小丫头片子。

她是从那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调出来的。

活体解剖她见过,“圆木”的惨叫她听过,甚至被上司动手动脚也是家常便饭。

本以为心早就硬得像石头,可看着眼前这56具被自己长官弄死的尸体,那种“被当成垃圾扔掉”的绝望感,还是瞬间把她击垮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真要命的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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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饿红了眼的孤狼突然从林子里窜出来,直扑正在捡柴火的年轻女兵山纪子。

纪子才16岁,是个在长春长大的“温室花朵”,哪见过这阵仗。

大腿被狼咬住的一瞬间,她除了哭嚎和瞎挥手里的树枝,一点招都没有。

这一刻,大伙的反应特别有意思。

远处的几个女兵吓傻了,腿都在抖。

男军官田木英二灌了半壶酒,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只有高桥加代动了。

她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拔枪的动作利索得很,“啪”就是一枪。

子弹不偏不倚打在狼脖子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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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倒了,山纪子捡回一条命。

高桥把枪插回枪套,扭头就走,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个吓瘫在地上的小姑娘。

这个细节很关键。

它说明了两点:

第一,高桥加代的枪法神准,心理素质硬得可怕;

第二,这支队伍的控制权,稳稳地攥在她手里。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她能眼都不眨地毙掉一头野狼,为什么十分钟后,当另一头“色狼”扑向山纪子时,她却选择了装聋作哑?

那头“色狼”,就是田木英二。

火堆旁,刚捡回一条命的山纪子还在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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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哭声在死寂的深夜里听着特别扎耳,把喝醉的田木给惹毛了。

田木像发了疯的野狗一样扑向山纪子,拽着她那条刚被咬伤的腿,硬生生拖到篝火背面。

小姑娘拼命挣扎,向另外三个女兵求救,向刚才救了她一命的高桥队长哭喊。

这会儿的高桥加代,就坐在火堆边,像尊石像。

惨叫声她听得见,暴行她看得见,腰里别着那把刚杀过狼的枪。

可她愣是一动没动。

队长不动,其他三个女兵也都跟木头桩子似的杵在那儿。

为啥?

因为高桥加代脑子里瞬间算出了一笔极度残忍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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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野狼咬人,那是纯消耗。

狼吃了人还得吃,对队伍一点用没有。

所以,杀狼是“止损”,这枪非开不可。

但如果是田木发疯,性质就变了。

在这个鸟不拉屎、满地死尸的山沟里,靠什么活下去?

靠生存能力。

田木英二虽然是个畜生,但他也是这里唯一的壮劳力。

在这原始森林里,男人的体力、负重本事,还有万一碰上苏军或者抗联时的威慑力,那是这帮女人活命的本钱。

要是这一枪崩了田木,这支残兵败将组成的“娘子军”,搞不好连三天都撑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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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加代心里的天平早就歪了:

一边是16岁小姑娘的清白和尊严;

一边是整个小队活着走出去的概率。

作为一个在731那种魔窟里混过的人,作为一个习惯了把大活人当成“材料”和“数据”的人,高桥加代眼皮都没抬就选了后者。

那场暴行持续了好一阵子。

完事后,田木提上裤子,跟没事人一样去收拾那头死狼当晚饭。

山纪子哭着问高桥为什么不救她。

高桥冷冷地回了一句,这话直接把日军内部那层遮羞布给扯得粉碎:

“在这支军队里,女人的身子本来就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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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她补了一句更现实的大实话:“在这绝望的山沟里,就田木这么一个男人,咱们想活着走出去,好多地方还得指望他。”

瞧瞧,这就是底牌。

在那种极端环境下,田木的身份从“罪犯”变成了“工具”。

既然是工具,哪怕他是一头吃人的野兽,只要能帮大伙走出森林,就能忍。

甚至在潜意识里,高桥加代可能觉得,这就是山纪子为了团队能活命必须交的“过路费”。

这种强盗逻辑,不光高桥加代有,它是整个旧日本军队的缩影。

从依田少佐逼死新兵,到田木英二糟蹋下属,再到高桥加代的冷眼旁观,你会发现这帮人骨子里刻着同一套规矩:

强者可以随便摆弄弱者,个人必须为了集体(或者那个虚无缥缈的“大局”)随时去死。

在依田眼里,新兵的命是耗材,为了“玉碎”的名声必须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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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木眼里,女兵是发泄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在高桥眼里,小姑娘的尊严是筹码,为了生存概率可以直接扔掉。

这是一套完全没人味儿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人不是人,是螺丝钉,是燃料,是随时可以丢掉的包袱。

山纪子后来试过好几次自杀,都没死成。

为了活下去,她只能把所有的眼泪和委屈吞进肚子里,跟着这支队伍苟延残喘。

回头想想,那头被高桥一枪崩了的野狼,死得挺冤。

它不过是饿了想找口吃的,那是畜生的本能。

而火堆旁那个人模狗样的野兽,还有围观的那群沉默帮凶,才真真正正演了一出什么叫“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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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的大兴安岭,寒风刺骨。

可比风更冷的,是人心里的那笔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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