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发生在1963年的刺杀案，从案发至今始终疑点丛生，每一个细节都在挑战大众的认知，而背后藏着的利益博弈，远比想象中更黑暗。
肯尼迪死后，相关调查从未停止，可诡异的事件接连发生。官方公布的刺客被捕仅两天，就被另一名刺客枪杀，而这名“二次刺客”随后也死于监狱，线索被瞬间切断。
更离谱的是，美国官方竟抛出“魔术子弹”理论，声称刺客仅开一枪，却造成两人受伤、7处伤口，仿佛子弹具备拐弯能力，这一违背常识的说法，成了官方调查中最明显的漏洞。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证人的离奇死亡：案件发生后的三年里，18名关键证人相继离世；30年间，115名与案件相关的人员，或自杀、或遭谋杀，死因全透着诡异。
这一系列巧合串联起来，早已超出偶然的范畴。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肯尼迪的死并非无妄之灾，当时美国有太多势力想要他的命，甚至到了“排队刺杀”的程度。黑帮、资本、政客，美国权贵阶级中的多数派都对他恨之入骨，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执政矛盾？
要解开这个疑问，需从肯尼迪的总统之路说起。上一期我们提到，肯尼迪通过“偷袭”党内老同志，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
而这本身就违背了美国政坛的潜规则，美国总统本质上是各权贵阶级妥协后的“最大公约数”，是利益集团互相让步的产物，可肯尼迪的当选，却打破了这一平衡。
党内选举时，民主党并未支持他，他却硬着头皮参选并成功胜出；总统大选阶段，他避开传统辩论模式，借助尼克松不熟悉的电视媒介，凭借更亲和的形象实现对对手的“降维打击”。
不同于以往依附权贵的总统，肯尼迪靠一张张平民选票登顶，更像是全体美国人的“最大公约数”，而非权贵阶级的代言人，这一身份，从一开始就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利益分配永远是政坛最敏感的博弈，蛋糕总量固定，一方多占一分，另一方就会少得一分。有句话说得好，“由谁选举，对谁负责”。肯尼迪靠平民选票上位，自然要推行贴合民众利益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难免会触及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
当然，肯尼迪也并非一味牺牲权贵利益，他曾推出过双方都能接受的经济政策，却依旧没能缓和矛盾，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他触碰了权贵的核心利益蛋糕。
肯尼迪执政期间，推出过不少双赢政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减税计划，而这一政策也成功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困境。当时美国正处于“艾森豪威尔停滞”时期；
1960年至1961年的GDP增长率仅为2.5%和2.3%，失业率长期维持在6%至7%的高位，而苏联、日本、德国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美国的世界第一地位岌岌可危。
肯尼迪精准判断，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罗斯福时代的高税收政策，罗斯福被称为“资本家最严厉的父亲”，其税收政策堪称“掠夺性”，富人辛辛苦苦挣100元，竟要向国家缴纳95元，这直接挫伤了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不少人宁愿摆烂也不愿扩大生产。
他的解决方案简单直接：减税，通过降低税率激发民众和企业活力，拉动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最终带动经济复苏。
1964年，肯尼迪将个人所得税从20%至90%调整为14%至70%，公司所得税从30%至50%降至22%至50%；1965年，公司所得税进一步下调至22%至48%。
这些政策成效显著，美国GDP增长率一度攀升至5%，失业率被控制在3.8%的低位，肯尼迪也被民众称为“经济救星”。但这一政策虽兼顾了民众与资本家利益，却没能挽回他的处境，真正让他彻底得罪权贵的，是他对军工复合体的重拳出击。
1961年，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讲中曾警告，要警惕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的危险影响。艾森豪威尔出身军人，二战期间亲眼见证美国工业的惊人效率，却也目睹了战后军工体系的失控；
冷战爆发后，军工企业为持续盈利，不断游说政府扩大生产，甚至鼓动对外开战，越南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军工集团推动的结果，而艾森豪威尔晚年才意识到自己被忽悠，却已无力挽回。
肯尼迪上台后，接手了艾森豪威尔留下的“猪湾行动”计划，CIA不断夸大行动成功率，说服他批准计划，最终却以惨败收场，美国颜面尽失。此时军工集团和军方高层纷纷鼓吹对古巴发动全面战争，试图靠战争赚取巨额利润，却被肯尼迪拒绝。
更关键的是，肯尼迪不仅解雇了CIA局长杜勒斯、削减其预算，还明确叫停了军工集团的战争诉求，彻底切断了他们的利益来源。
这一系列操作，让肯尼迪彻底站在了CIA和军工复合体的对立面，而这两大势力在当时已深度渗透美国政府，掌控着庞大的资源与权力。
得罪他们，意味着肯尼迪的执政之路彻底走到了尽头，这场由政策引发的利益冲突，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而那些离奇死亡的证人和相关人员，不过是这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肯尼迪的遇刺案，从来都不是一场简单的个人仇杀，而是美国权贵阶级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他试图打破权贵垄断、践行平民执政的理念，最终却成了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这场刺杀案的真相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揭开，但它背后折射出的美国政坛黑暗，却值得深思，当权贵势力凌驾于国家与民众利益之上，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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