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冬天，伦敦街头的冷风格外刺骨。剑桥大学的一间教研室里，一位年轻学者正埋头翻阅几本关于中国先秦史的英文著作，他叫马丁·雅克。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会在公开演讲中说出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四大文明古国里，现在真正延续下来的，只能算中国。”
这话一出，在西方学界引起不少讨论。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古埃及、古印度都还在地图上，怎么就只剩中国“被承认”了？要弄清这个问题，绕不开两个关键词：文明的“连续性”，以及一个文明是否真的“活在当下”。
有意思的是，马丁·雅克本身并非出身东方研究，他出生于1945年的英国，成长环境典型西式，却在研究世界格局变化时，慢慢把目光固定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越追索，他越觉得，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另外三家，从根子上就走成了两条路。
一、中国为啥“古今同名”？
谈“四大文明古国”，教科书里的说法大家都熟：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不过细看就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差别：前三个，习惯写成“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唯独中国，人们说“中国”“中华文明”，很少刻意加上一个“古”字。
这个细微差别，并不只是写法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在巴比伦、埃及、印度这几块古老土地上，曾经诞生过极其辉煌的城市、宫殿和制度，但后来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迁徙、改朝换代，连带着语言、宗教、政治结构都发生了断裂式变化。于是现代人说起“古埃及”，脑子里更多想到的是象形文字、金字塔、木乃伊，而不是今天开罗街头的现实生活。
反观中国，这片土地的政治版图几经变化、朝代更迭数十次，但“华夏—中国—中华”这条线并没有被割断。哪怕在乱世，哪怕在外族入主中原的时代，统治者基本都会承认自己接续了前朝制度、延用前朝文字典章。换句话说，一直在强调“我是这一脉的继承者”。
马丁·雅克就反复强调这一点。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古代文明直通到现代国家形态的例子”。在西方人熟悉的欧洲，古希腊、古罗马如今也只剩下遗迹和文献，现代希腊人、意大利人当然与古人有血脉和地缘联系，但文明传统早已发生大幅度断层。而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先秦的典籍、汉唐的制度传统、宋明的社会结构，却始终能在后世找到影子。
名字没换，根子没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谈到“四大文明古国”时，会把中国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二、巴比伦、埃及、印度：辉煌在“过去时”
在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读历史课本时，提到古巴比伦，总绕不开一本被无数学者引用的名册——《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成文法典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8世纪，是世界上最早较为完整的法典之一，刻在玄武岩石柱上，规定了从财产到婚姻、从刑罚到契约的诸多细则。它证明了在两河流域，一套高度成熟的政治法律制度曾经存在。
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制度文明后来怎么样了？
新巴比伦被外族征服，古城被摧毁，楔形文字日渐无人使用，原有那套制度被代之以新的统治架构。法典的影响被保存在泥板和碎片里，变成考古学家的珍宝，却很难说在现今的伊拉克社会中还保持着直接延续。古巴比伦文明，被世界记住了，但以一种“博物馆式”的方式存在。
古埃及的故事，同样带着浓浓的传奇色彩。尼罗河两岸，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出现了统一王朝，金字塔、神庙、壁画构成了一个让现代人惊叹不已的体系。早期的象形文字、复杂的葬制、法老神权合一的政治结构，都达到了极高水平。
但到了公元前一千年之后，埃及先后遭遇来自亚述、波斯、马其顿以及罗马的征服。托勒密王朝覆灭后，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后来又被阿拉伯势力占领。科普特语让位给阿拉伯语，古老的宗教崇拜被伊斯兰教取代。原本属于古埃及文明的那套观念，被一层又一层新的文化覆盖。今天的埃及人当然对金字塔感到自豪，但古埃及文明更多时候被当成“祖先的遗产”，而非“现实中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再看古印度。恒河、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就出现了高度城市化的哈拉帕、摩亨佐达罗，随后吠陀时代、孔雀王朝、笈多王朝相继登场。《摩奴法典》《吠陀经》等经典在世界文明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遗憾的是，次大陆的历史走向颇为曲折。早期城市体系在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变动中衰落，之后又经历众多王朝的分裂与更替。中世纪时期，突厥、蒙古等穆斯林势力南下，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王朝先后建立，新宗教、新行政体系大规模进入。到18世纪以后，英国殖民统治又深度介入。语言从古典梵语转向诸多地方语言和英语，社会制度也被外力改造得面目全非。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印度这块土地上的确有一条延续的文化脉络，但古印度文明本身的形态，在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上被严重打断。恒河文明的精神内核，与今天印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之间，已经隔着宗教更替、殖民统治、民族国家重建等多重屏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在谈“古印度文明”时，往往使用过去式的语气。
三个古国，各有光辉，也各有无奈。辉煌没有被抹去，却被锁进了“历史”这个时间段里。
三、文明不断代：中国的“活历史”
要解释为什么英国教授会“只承认中国”，绕回来还是要看中国自己的路。
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有一个指标常被提起：文明是否“断代”。所谓断代，简单说，就是在语言、文字、制度、文化认同这些关键领域，是否出现过彻底的中断，导致后人无法自然接续前人的传统。
在这点上，不得不说，中国的情况相当少见。
甲骨文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之后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脉演变。今天的人在学习一点古文字学之后，仍然可以从甲骨文里看出“日”“月”“山”“水”的形状。读战国竹简、中唐碑刻、明清奏折，虽有难度，但通过一定训练仍然能“啃下来”。在语言层面，这条线是连着的。
政治制度更是如此。从周礼开始的礼乐秩序，到秦汉建立起的郡县制，往后历朝历代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但“中央集权、文官体系”的框架始终没有推翻。隋唐科举打通选官渠道，宋明进一步完善，清代继续沿用。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治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帝制，但在行政区划、文书处理、治理理念等许多层面，仍然能看到传统的影子。
文化认同更是关键。无论是汉人王朝，还是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都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中华”叙事之中。皇帝要强调承继前代正统，政权更替要修史书、立谥号。哪怕发生严重战乱，像晋室南渡、唐末五代、北宋南渡这样的动荡之后，读书人依然会拿《春秋》《史记》那一套标准评判天下兴亡。所谓“华夏—中国—中华民族”这条线，始终有人守着。
试想一下，如果在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势力强盛时，他们成功彻底拆散了这套文化与制度体系，今天的东亚版图很可能和中东、巴尔干一样支离破碎。可事实是，不管是汉武帝反击匈奴，还是唐朝平定突厥，抑或明清时期的边疆经营，最终都是以“把对方纳入秩序”告终。外来文化没有消磨掉华夏传统，反而被中华文明吸收消化，成为其中一部分。
这就是马丁·雅克眼中非常“特殊”的地方。他在分析中国时提到，中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带有“文明型国家”的特征。这种说法，或许有概念上的争议，但站在历史长时段来看，确实道出了一个事实：在别的地方，文明多半被写在“过去”；在这里，文明更多活在“当下”。
四、从甲骨到茶叶：细节里的“连绵”
文明是不是延续，不只是靠概念判断，还得看细节。
文字是一条线。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经学者考释之后，能直接对应后世汉字的许多字形。比如“马”“牛”“田”“人”等，形态各有变形，却保持着认知上的连续性。晚清民国的学者在整理甲骨时，不需要“重造一套语系”，只是在既有汉字框架下向前追溯。这种体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研究者就很难拥有——他们面对的是已死文字体系，需要从零开始破译。
典章是另一条线。秦朝统一六国后，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这一套实际上为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结构奠定了基础。汉朝在此基础上增设刺史、重建儒学体系；唐宋时期吸收胡汉制度之长，发展出完备的三省六部制及地方节度使等设置。到了清末，大清律例仍能追溯到唐律的精神。制度在变，框架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度延续。
再往生活层面看，更能感到那种“连绵不绝”。
比如茶。早在唐代，《茶经》就系统总结了茶的种类、采制方法和饮用方式。宋代斗茶成风，形成独特的审美趣味。明清之后，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欧洲，成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一种商品。今天无论是普通百姓的一杯绿茶，还是海外超市里摆着的中式茶砖，背后连着的，都是几千年的习惯与技艺。
丝绸也是如此。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丝绸成为沟通中西世界的纽带。唐代长安城中胡商云集，一匹中原丝绸可以在中亚换来大量马匹。如今博物馆里展示的汉代丝织品，纹样与当代一些传统织锦仍有相似之处，这并非偶然，而是工艺师傅一代一代口传心授的结果。
还有建筑遗存。山西的佛光寺东大殿，始建于唐代，木结构保存至今，被建筑史学界称为“横空出世的唐代木构”。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屹立近千年。今人站在塔下，读着构件上的题记、匠人的姓名，仍然能够直接感受到那种历史在场的实感。更关键的是，这些建筑并不是孤零零躺在历史里，而是一直被修缮、被保护，被纳入日常生活的记忆之中。
人物故事同样如此。唐代的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一个擅长诗文、参与政事，一个身居高位、权倾一时。她们的墓志出土后，许多细节得以被重新梳理。研究者对着墓志刻字，与《旧唐书》《新唐书》对勘，发现史书记载与实物材料之间的差异，又据此校正前人的理解。古人留下的字字句句，仍然在对今天说话，这就是文明不断代的直观体现。
在这种背景下，一位英国教授在比较四大文明古国时，会得出“只承认中国仍是活着的古文明”这样的结论，也就不那么突兀了。并不是否认其他文明的伟大，而是从“今天还能不能和古人接上话”这个角度，做出的一种判断。
五、马丁·雅克的视角与中国的吸引力
回到故事开头。那位年轻时在剑桥教研室里翻阅中国史料的学者，后来不仅写出了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专著，还多次走进中国，亲眼看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据公开资料记载，马丁·雅克出生于1945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早年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冷战结束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亚特别是中国。他到访中国时，常常与本地学者交流，谈论中国历史中的“统一传统”和“文明型国家”特质。有一次在讲座上，有学生问他：“为什么你总说中国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他想了想，回答大意是：“因为在这里，几千年前的思想和制度，从未彻底退出舞台。”
这句话听上去略显绝对，但放在他所熟悉的欧洲语境里，其实颇有对比意味。罗马法、基督教传统、希腊哲学，固然对现代西方有深远影响，但在历史转折点上，经历了教会与世俗权力之争、民族国家兴起、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多轮冲击，很多传统被彻底改写。到了21世纪，普通欧洲人日常生活中，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关联大多停留在文化象征层面。
相较之下，中国人日常说话里时不时会蹦出几句成语，对对子时还会引用《诗经》《楚辞》的典故；春节、中秋这类节日的仪式感依然强劲；家谱、宗祠、祖坟这些概念，在很多地区仍然有现实意义。对一位来自西方的学者来说，这种深度的历史在场感，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不是简单的“历史遗产”，而是“在路上的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马丁·雅克之所以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也与他长年钻研资料、亲自观察有关。他并不是被某种情绪带着走，而是通过比对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轨迹，得出一个相对冷静的判断：在“古文明”这件事上，中国的连续性几乎是一个特例。
从这个角度看，他所谓“只承认中国”，并不是在否定其他民族的地位，而是在说明一件事——在“文明延续”这个具体维度上，中国更符合他心目中“古今一体”的标准。
六、结语：文明的重量，在时间里见分晓
回看这几块古老土地的不同结局，会发现一个有些朴素却很有分量的事实：文明要想走得远，仅有一时的辉煌不够，更要有抵抗断裂的韧性。
古巴比伦用《汉谟拉比法典》告诉后世，法治观念可以很早出现；古埃及用金字塔和象形文字证明，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和想象力；古印度则在哲学、宗教和数学方面留下诸多源头性的贡献。这些成就，今天仍然值得被尊重和研究。
而中国这条线，恰好在此基础上，多了一层——把古代的文化、制度和认同，一直拉到了今天。文字从甲骨走到简体，制度从郡县走到现代行政区划，观念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到今天多元的价值追求，虽然发生了无数改变，但旧的影子始终还在。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在这里，历史不只是书本里的故事，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日常习惯。
马丁·雅克的那句“只承认中国”，表面看有些偏激，实则点出了一个关键：文明的真正分量，要在时间的刻度上衡量。哪怕风云变幻，只要那条线还在，只要还能与几千年前的文字、制度和故事保持对话，一个古国就不只是“曾经存在”，而是“依然活着”。在“四大文明古国”这道题上，中国恰好交出了一份持续作答的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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