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女战士的经历
醒亚16岁参军，几十年来，蹲过敌人的监狱，也受过关押，含 冤受屈，她未曾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坚信党，坚信同志，坚信真理永 远属于人民。
这里，援引她的自述：
我叫刘醒亚，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 西华县城北街， 一个执教之家。祖父刘芳亭，父亲刘修五 (字少楼),母亲邵慧明，全家十二口人。父母亲都在学校 教书。
当我刚刚记事时，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秋天，妈妈带上 我去开封国民党监狱探望父亲。我母女俩在铁窗外，见他 身穿长衫，戴着脚镣手铐，走起路来哗哗作响。
隔着栏杆， 妈妈说：“这是你爸爸，叫爸爸呀。”我叫了声“爸爸”就傻 乎乎站在那里。只见父母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讲了些什 么?我听不懂。呆了不一会，看守警察就赶我们走了。
回到家里妈妈继续教书，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九三 五年九月就病故了。那时，我刚五岁，成了没爹没娘的孩 子，靠爷爷奶奶带大。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在小学读书。 一天下午放学回 家，听见屋里一片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进门一看，爷 爷，奶奶，大姑，大姑父，二姑都在哭。
爷爷指着一个陌生人说：“醒亚，你来，你爸爸回来 啦，这就是你爸爸啊!”我应了一声就走开了，我怕见陌 生人。
有一次，我见父亲背上有长长的几条疤痕。我问：“爸 爸，这是咋的?”
他说：敌人要他说的事，他不愿说，就用烧红的铁棍 烙……
以后，每当我看到《铁窗烈火》时，就不由得想起妈妈 带我去探监的情景，总是忍不住热泪横流 ……
从大人的谈论中才知道：原来，我爸爸、妈妈、大姑刘修英、大姑父闺百栗都是一九二六年左右参加共产党，爸爸在淮阳第二师范上学时，因“共产党嫌疑分子”被开除 了学籍(他是西华县党的负责人之一)。
妈妈和几个阿姨 做妇运工作。家中常有人来来往往，他们说话都不让小孩 听，连我二姑(修兰)也不例外。
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我爸爸在西华县城被捕，押到 开封。几天之后，爷爷就去开封营救。奔波了半年，毫无结 果。敌人每天早晨都要杀一批革命青年，爷爷每天都去刑 场看看，那些昂首、挺胸，喊着口号的共产党员中有没有 他的儿子。常常几天几夜，不吃不睡。
幸好，被捕时，妈妈把文件全烧了，敌人既拿不到证 据，又无口供，但还是不放人，把爸爸判为无期徒刑。直到 国共合作抗日，释放政治犯，才被放回家。
爷爷从小上私塾，十八岁就父母双亡。 一九二一年充 当同泰公司粮行会计， 一九二三年到砖桥民团当了九个 月书记。一九二四年接任县北门小学董事兼会计， 一直到 一九三一年。 一九二七年夏，北伐军打到河南，北洋军伐 张作霖、吴佩孚等退到华北。此时，他就参加了国民党。
由于接触共产党员李子纯，进步人士王拱璧等人，受 到新思想影响，加上自己的子女都是共产党员， 一九三○年党员登记时，他把“国民党党证”一把火烧了，从此一 刀两断。
一九三八年六月，蒋介石下令，从中牟县的花园口决 开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使豫东十几个县变成“黄泛 区”。那时，一家七口，全靠工资和变卖东西过日子。二姑 不久也到延安去了。
我爸爸出狱第二年，又娶了后娘张光美。她出身大户 人家，生活要求高，脾气坏，嘴巴不好，人家给她娶了个绰 号“母老虎”,闹着分家。她一连生了五个孩子。
我一面上学，一面帮做家务，“当保姆”。还常常挨打受气。我上完小 学，以前十名的成绩考入县立中学，得以免交学费。每天 上学带上干粮(红薯)当午饭。
爸爸在该校当教导主任，他 会英、日、世界语，但却没有功夫教我。他每天忙着备课、 改卷，我还得做饭、洗衣、复习功课，总是起早贪黑的。
一九四四年，日寇打到县城，我们家搬到青年村。爷 爷在卷烟厂任总务，爸爸就在“青年公学”当副校长兼教 导主任。校长是王拱璧先生，也是我的表舅。我也就在此上学，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因为继母没有工作，全家八 口，全靠爸爸那点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很紧。
一九四五年一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八团(代号一二 八部队),从山东南下，到达水东地区，打了多次胜仗。爷 爷只身去过淮阳东夏亭，又带来两个“买卖人”,行动很神 秘，不知在干什么?我也不敢打听。后来，才知道他是去八 路军介绍情况的。那两个“买卖人”,是“一二八部队”的便 衣侦察员。
5月中旬，部队渡过新黄河在西(华)商(水)郾(城) 三县接壤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赎地”、“减租”运 动。被日、伪、顽长期压榨的群众，突然爆发出革命热情。 不几天就把自卫队、妇女会都组织起来了。我们学生也积 极响应，同部队一起写标语、贴告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等等。
6月下旬，爸爸接到通知，要他去消遥镇筹建“军政干校”。我忙着打点东西。因继母回城去变卖那些“废铜烂 铁”,不料有些进步书籍，又被人家扣押了。我们顾不得等 她回来，就让婶娘带着一块到逍遥镇“上任”去了。
应招入“军政干校”的学生一百多人，男多女少，都是 十五到二十岁的青少年，其中不少就是青年公学的同学，我也报名参军了。
“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在该镇一个院子里，举行开学 典礼，校长李仕才(八团政委)、团长王定烈、政治处主任 杨劲等都到场，讲一些勉励大家好好学习的话。学员们热 情很高，都表示要学好，为部队建设服务。
第一堂课就是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然后是《论持久战》《论联合政 府》等等。学的第一首歌是延安《抗大校歌》:“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学校有一个暂时 的安定环境。但，周围百把十里，总有日、伪、顽军侵扰，战 斗不断。
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大家手舞足蹈， 一 片欢腾。可是，不过几天，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军”,伪 政权依然作威作福，顽军就更神气了。 一时反共谣言四 起，要从八路军手中抢夺胜利果实，“收复失地”来了。形 势变得很紧张。
十月初，团司令部下达通知，限3日作好一切准备， 学校随部队北渡，准备参加邯郸战役。我们这群“新兵蛋 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既然当了兵，就得服 从命令，打好背包待令而行。那几日天又不作美，几昼夜 大雨不停，黄河陡涨。敌人已逼近逍遥镇不远了。
五日凌晨，我们冒着秋风、大雨撤出逍遥镇，向黄河 边走去。天刚明就听见枪炮声不断，渐渐从西、南两方压 过来。团的修械所、被服所、制鞋厂、伤病员和我校女生， 抢先乘船北渡。
因船小数量少。当第一批刚开出不久，敌人 已将临近，只有停渡。我只好随部队沿河岸向西北撤到望 田镇，再去扶沟县。结果扶沟、鄢陵各渡口，又被敌人抢先 占领，北渡已不可能了。就折回南进，经许昌、叶县、舞阳 抢渡沙河。
那几天，每到一地，敌人就包围上来，打上一天，夜间 就突围 … …
这样打着走着，终于到达遂平以西槐树镇与新四军 五师会合了。
桐柏战役之前，部队在此休整了几天。学校没办法上课，就解散了。男生都到连队当文化教员，把我分配到电 台学报务。随军突出重围的县区干部也“精减”了，组织决 定分批化装，返回豫皖苏另行分配工作(包括我父亲)。
这里是嶝岈山抗日根据地，群众十分热情，每天都有 敲锣打鼓，抬上肉、酒来犒军的。在“红娘”张德兰同志的 撮合下，我和王定烈同志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在部队 南进前夜，我向爸爸告别。他要我好好工作，不辜负家庭 抚养之恩。父女洒泪而别，没想到从此成了永别了!
后来得知，他经漯河，回到青年村看爷爷，不敢久留， 只呆了一夜，就东去。走到周家口镇桥头时，被叛徒刘新 岩发现，几个特务把他装入麻袋，投入沙河牺牲了。
我们团改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继打双 沟、祁仪之后，东进攻克光山县城。
岳父母刘少楼烈士和邵慧明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国民党军队，压根就没有停止进攻。直到13日，又把光 山城抢去了。我们团退守在城南望城岗、槐树店一线。敌 人随即调动三十万军队，把我军团团围困，双方对峙了半 年之久。
六月二十五日，骄阳似火。我团中午接到命令，当晚 就摸黑向宣化店方向转移，全是田埂小路， 一步一滑。我 们团是担任向西突围的一路部队的后卫。到准备过平汉 铁路之前，突然又变为前卫。过铁路那天已是上午了，地 面敌人打，天上飞机炸，总算没有堵住我军前进。
当时，正值暑天，被困几个月，伙食不好，战友们体力 大降。加之日晒雨淋，蚊叮虫咬，饮冷水，湿地露营，许多 人得了疟疾、痢疾，还有那黄豆大小的“坐板疮”。除了战 斗的伤亡，病号的减员特大。
我也没有躲过这些折磨，也 患疟疾、痢疾又加上妊娠反应，搞得疲惫不堪，只想能睡 一觉填饱肚子就满足了。上级很重用四团， 一会后卫， 一 会前卫，每天得跑百把十里路。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行 军，总算突出重围，到了鄂西北山区。
这里山高林密，尽是羊肠小道，重兵器无法带都埋 了。鞋子也破了，穿双草鞋吧!又把脚磨了几个泡，光流黄 水。天一下雨河水就猛涨。
记得，打兴山县的头天，部队过长方河，都是集体泅 渡。我和梁桂华都是“旱鸭子”,就揪着马尾巴，脚不着底， 硬是连拖带飘过去的。我俩瞅了个机会到树林上“茅房”。 出来一看，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路上走，以为掉了队就拼 命往前赶。
不料，意外的碰上一群黄蜂，你跑得越快，它追 得越急，不少同志遭此“袭击”。我身上被黄蜂蜇了九处， 那又粗又长的蜂针，还留在肉里，顿时全身麻木，头晕不 能动了。幸好医生赶来，打了一针，才慢慢缓解。至今还留 有疤痕“纪念”。
9月以后，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加紧“清剿”,我军分 散游击。每天在山上山下转游还在其次，主要是老天爷又 不帮忙。秋雨绵绵之后，就是早雪降临，大家都是一身单 衣，不断走路还能对付， 一停下来就冷得浑身哆嗦。讨厌 死人的“坐板疮”疟疾总不见好，脓血沾在衣裤上，连洗的 工夫都没有。加上肚子里那“小宝宝”坠着，我实在精疲力 竭，迈不开步了。想拖马尾巴也不行了。因为，骡马都杀吃 光 了 。
为了不拖累部队，我和爱人商量之后，经领导同意， 暂时留在保康县欧家店附近的农民程家驹家休养。那里 还是旧政权怕不保险，找当地保长“担保”我的安全。程家 大嫂很热情，给我做吃的，找药洗疮，还帮我做了一件夹 衣。只十多天就好了。
一天，旅部侦察员捎来口信，令我马上归队。我和公务员小张一块，刚走在路上就听到数只乌鸦叫个不停。不 知为什么,我预感不好。至今不愿听乌鸦叫，认为它是不 吉利的兆头。
果然，没走多远，就碰上了保安团的巡逻兵， 把我俩抓到欧家店，关了两天。第三天就派两个兵押我们去保康县城。
刚刚走了四五里路，从山坡树林里窜出两个人，举起手枪喊到：“我们是新四军。两个当兵的，如果知趣，回去报告长官，说是人我们接走了。要不，对你不客气!”
那两个当兵的哼哼几声，撒腿就往回跑。
我俩就跟“新四军”一口气跑了十几里，真的找到旅 部了。
原来，保长发现我被俘后，怕向我军交不出人，就派 了两个乡丁，冒充新四军，演了这么一出“戏”。反正脱离 了虎口，还得感谢“两个演员”。
回到旅部，才知道我们团已经开往荆(门)当(阳)远 (安)地区去了。没法归队，只好随旅后勤部走，转转游游， 翻山越岭，踏着没膝盖的雪行军。
我和五团徐芙蓉同志一起生活，互相帮助。但俩人都 没有生过孩子，什么预产啦，临产啦全都莫名其妙。农历 初三，行军又到了长方河边。我只觉肚子阵阵疼痛，实在 走不了啦! 就由徐芙蓉、四团指导员辛仲斋同志，把我寄 放在老乡家里，当天中午就生下一个女孩。
老乡怕敌人搜查，第二天把我藏在又冷又湿的山洞里。初十，敌人前来 搜山，逼着老乡要交出生小孩的女兵。“限期三天不交人， 就要烧房子。”
房东陈嫂偷偷来和我商量(当时也不知道 旅部去哪里了)。我想了想，既然事已至此，为老乡家的安 全，我抱上宝宝出来，要剐要杀，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是终身难忘的一天——一九四七年农历正月十二 日 。
走到集中点，只见有七八十被俘人员。其中，能认识 的有我团卫生队长何仁江同志。敌人把我们押到竹山、竹 溪、房县转了一圈，翻山越岭，越走集合的人也越多，大都 是些负伤、生病或非战斗人员。我走不动，宝宝由男同志 用担架抬上。男同志每十人被用绳子串成一串，由敌人押 送去老河口集中营。
我总想打听孩她爹的下落，但谁都不知道。在从房县 去老河口的路旁石壁上，我突然看见斗大的字：“活捉王 定烈者赏大洋一万元，打死者赏洋伍千元。”
我才放下心。 这说明：他还活着，想抓他不容易。不然，不会出那么大价 钱嘛!
位于老河口东南的刘家营，有个大地主的庄园。那里 关押着从鄂西北各战场俘来的我军伤、病员上千人。编成 两个大队(老河口大队、刘家营大队)五个中队，把我编到 刘家营第五中队。
敌人派一个姓欧阳的军官当队长，其他 全是我被俘人员。每天吃糙米，菜很少。还要出操，听讲三 民主义等。我们团也有连长、排长、指导员(辛仲斋)等数 人。大家见面都不说话，只以目示意，避免暴露身份，惹来 麻烦。
不久，就出去修马路，管理松了些。他们很关心我， 邀我一块越狱。可惜，我身体虚弱走不动，他们先跑出几 个。我和耿秀兰、朱虹等几个女同志编在一起。
一进集中营，我就发高烧，迷迷糊糊，带个孩子又没奶汁，饿得奄奄 一息，多亏耿秀兰同志(西平人，六团主任的爱人)的照 应，给小孩喂米汤、洗尿布等等。终究无法维持，十多天孩 子就饿死了。
约两个月后，敌人把身体好些的男同志都调出，听说 是补充国民党军队去了。一时传言许多，有说“共军过了 黄河”,又说“共军过了长江”。我们心里很高兴，盼望早日 解放，敌人却惶惶不安，管理也松懈多了。那个欧阳队长 的威风也少了，还不断打听共产党的政策哩!看样子他在 准备后路了。
5月，风声更紧。敌人急忙把剩下的人“遣返”。我原 来报的假名叫张桂芳，假籍南阳县(实为大姑家)。因为， 当时西华有我军活动，敌人不准“遣返”。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我终于最后一批被释放。 同耿秀兰同志一块到南阳县卅里屯大姑家，只停了一天 就乘公共汽车到西平。
与她分手后，我回青年村爷爷家住 了几天，再回西华城看看，就去东夏亭(豫皖苏军区),见 了王其梅、冯明高、武杰等同志。因我身体不好，住了两个 月医院，再到“建国学院”学习。
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学 院领导叫我去军区，说有事找我，我跑去见了张国华司令 员。
他很热情地说：“小鬼，人家找你好苦啊!原来你就在 我们这里落户呀。定烈同志我熟悉，可没见过你，他现在 江汉军区独立旅工作。你的学业也快完了，趁近期有送弹 药的汽车，你就随车回去吧。”
这一突然的消息，使我十分激动，不觉热泪盈眶……
七月二十八日，车队抵达方城县城。正巧，来接弹药 的正是我四团第一营，带队来的又是定烈同志。这个意外的奇遇，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大难不死“破镜重圆”,悲 的是丧失了女儿。回到江汉几天，我就去卫生学校学习。 从此，从事医务工作。
一九五五年军委决定，军队女军人要转业到地方，领 导干部要带头。我也被“带头”转到地方，从东北到东南， 从南方到西北，又从西北到中南科学分院 ……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自称为“最最最的造反派” 说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要“揪军内一小撮”。依此 推论，王定烈既然是“三反分子”,我爸爸又是“叛徒”,我 自然是“叛徒”加“叛徒”再加“三反分子”的老婆。自当千 刀万剐了。
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不由分说，就给我挂上“叛徒” 牌子，赶到广州市游街。只因为我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 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躺了好几天。然后，就是进“牛棚”,今 天批，明天斗，折腾了两年多。但我始终坚信党的领导，相 信群众，没有做过亏心事，乌云一定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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