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天,扬州十日……这些词不是课本里冷冰冰的页码,是血浸透的布条、断掉的锄头柄、被踩进泥里的青布衫袖口。而把这整场腥风血雨,硬生生拧成一道政令的,是一个山东淄川人——孙之獬。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出身,穿过大明补服,也跪过魏忠贤的香案。崇祯元年,满朝文武烧《三朝要典》,他扑在宫门台阶上嚎啕,手指抠进卷轴纸边,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就为保住那顶乌纱。没保住。削籍,除名,押回淄川老家。
他在乡下熬了十几年。不是归隐,是蛰伏。窗纸上糊着旧历,墙上挂着褪色的“忠孝节义”横批,可夜里油灯下,他磨刀的声音比更夫敲梆还响。清兵入关那年,他听见北京城门吱呀一声开了,立马唤来剃头匠——不是刮脸,是剃额。前半脑袋刮得发亮,后脑勺留一撮细辫,缠上红绳,勒紧。全家老小,女的卸掉髻子换包头,男的扯掉交领换箭袖,衣服不是买来的,是连夜拆了祖宗祠堂的匾额包着缝的。
他穿着这身不伦不类的袍子进京,大殿里左右为难:往左站,满洲大员扭头哼笑;往右挤,汉官们袖子一甩,连影子都不让他踩。他站在金砖地上,像块刚从粪坑里捞出来的破席子。当天就递了折子,就一句话:“衣冠不一,何以辨顺逆?”——这话轻飘飘,落进多尔衮耳朵里,重得压塌了半壁江南。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诏书下来那天,苏州茶馆里几个老秀才端着冷掉的碧螺春,手抖得茶水泼在《朱子家训》上。可没人想到,真有人拎着菜刀守嘉定南门,真有十七岁少年把最后一块棺材板钉在江阴西城楼上当盾牌。孙之獬升了礼部侍郎,山东老家的地契厚了三寸,粮仓堆到祠堂梁木底下。可他忘了——乡下人记仇,比记账还牢。
顺治三年(1646年),淄川民变。火把照亮孙家高墙时,他正抱着一只青花瓷瓶往地窖跑。没跑成。百姓把他捆在县衙前的老槐树上,找来活猪,生生薅下鬃毛,蘸着猪血往他头皮豁口里一插一捻。他张嘴骂,人就用锥子穿麻线,从左边嘴角进,右边嘴角出,来回七道,像缝一只破麻袋。最后那一刀,是从脚踝往上割的。
清廷收到死讯,礼部侍郎衔早被撤了,官籍抹得干干净净。抚恤?没影儿。谥号?想都别想。他儿子后来偷偷把宅子翻修过三次,青砖换成了水磨砖,可每到阴雨天,东厢房墙根底下,总渗出一股铁锈味——你信不信,那是洗不干净的血。
孙家的田租收了一百多年,租约上盖的印,还是顺治年间的朱砂。那道剃发令,从1645年一直勒到1911年,勒得人喘不过气。可嘉定坟头的野菊,年年开。江阴城砖缝里钻出的草,根比当年守城人的指甲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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