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月下旬，高研院正式通过聘请我的决定。当然我很高兴，华罗庚还托陆启铿跟我说，这是华人的骄傲。波莱尔教授、塞尔伯格教授、蒙哥马利(Deane Montgomery, 1909—1992)教授、朗兰兹教授和邦别里教授宴请我，这些都是一代大师，我受宠若惊。同时，我也见到了高研院的院长沃尔夫(Harry Woolf)教授。我和他谈起我哥哥生病的事，他即刻说，他从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教务长(provost)，可以安排我哥哥到那边看脑科，这使我非常感动。我将我哥哥的病历送给那边的脑科主任，很快就得到回复，说可以送我哥哥到他那里医治。高研院的环境实在不错，普林斯顿大学也有一流的教授和学生。事实上，在这期间，普林斯顿大学也要聘请我。这是他们第二次聘请我了，有盛情难却的感觉。陈先生也希望我再考虑去伯克利，但那里的数学系很复杂，我还是喜欢斯坦福大学，毕竟这是我研究生涯成熟的地方。在高研院和斯坦福中做一个选择，我感到为难。斯坦福的教授们听说我受到高研院的聘请后，赶快请我回去商量。我实时回去和几位熟悉的教授交谈。扎梅尔松(Hans Samelson, 1916—2005)是当时的系主任，是我很尊敬的老教授，他在几何和拓扑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四年前，也是他和奥瑟曼(Robert“Bob”Osserman, 1926—2011)教授极力推荐斯坦福给我终身教职的。他这次再见到我，脸色却有点紧张，大概是斯坦福不想我离开吧。他说系里会给我高薪，也不用上课（因为高研院只做研究）。我认为斯坦福数学系对我实在太好了，真是不好意思。这些机构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我只有回家再度考虑这几个地方哪个最适合我的前途。当然，我和陈先生有过多次通信，征求他的意见。

高研院的活动一般是在4月初结束。在3月中旬，大家希望我做一个总结，尤其是做一场报告，提供在几何分支这个数学分支里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我做了三场报告，包括波莱尔教授在内，很多人都来听这三场报告。在我做第一场报告时，整个大演讲厅坐满了人，但那天我患了重感冒，裹着羽绒大衣做演讲。我总共讲了60个题目，反响很大，最后我将这些问题写下来，参考了各方面的意见，总共有120个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几何分析这30多年来的影响不小。很多年轻的数学家遵循这些问题引出的方向努力，结果很令人满意。到了今天，很多年轻人还在做这些问题，却往往忘记了它们的出处。去年我整理了一下这些问题，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问题还未解决，但值得高兴的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和我当初的期望基本上是一致的。

几何年结束时，大家都很满意，对很多人来说，可以用满载而归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国际上出色的学者。我则归心似箭，回家去看太太了。圣迭戈面临太平洋，我太太的办公室面临碧海，一望无际，看海鸟飞翔，让人心旷神怡，惬意极了。我们终于决定离开斯坦福，到高研院去。我打电话给扎梅尔松和奥瑟曼辞职时，心中不无内疚。然而，经过大半年的考虑，我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又和妻子在一起，心情很觉轻松。7月初，我太太怀孕了，我们当然很高兴！我们找了几个老朋友庆祝。我母亲尤其高兴，她有第一个孙子了。对客家人来说，传宗接代是一家人最重要的大事，尤其是这是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