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与崇祯这两个皇帝，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当政。前者是 1626 年至 1643 年，共十八年;后者是 1627 年至 1644 年，同样是十八年。在这期间，清朝(后金)走向兴盛，明朝走向灭亡。坊间为崇帝惋惜者不计其数，认为他是亡于“气数”，而非“昏庸”。
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二者能力的问题。
先看皇太极，两者的起跑线是差不多。崇祯地大民多兵弱钱多，皇太极地狭民少兵强钱少，两人开局可以划等号的。
崇祯初年的小冰河期，大家一直提，其实并不只是明朝在遭受旱灾，或者说是气候异常。陕西因为旱灾引起民变的结果并不是崇祯一家遭受了。皇太极的局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恶劣气候的影响下，后金的粮食同样欠收。天启七年(天聪元年，1627年)，也就是皇太极接班后的第二年(当年崇祯帝也接班了)，史载：“时(后金)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看见没，崇祯在应付陕西旱灾时，皇太极那边开始出现“食人肉”了。辽东那个地方地大物博，有山有水有平原，如果不是山上的树皮、河流里的鱼都吃没了，怎么会出现“食人肉”现象？
明朝这边，1627年（天启七年），旱灾初发于陕西澄城县及周边地区，当年因“土地贫瘠加高额赋税”，农民王二率众起义，杀死知县张斗耀，成为明末民变的开端。1628年（崇祯元年）：旱情扩展至陕西全境。陕北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黄”，饥民以蓬草、树皮充饥，甚至出现“食石坠腹而死”的惨状。同年，府谷县王嘉胤因全家饿死率众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均加入其队伍。米价从崇祯初年每石0.5两白银飙升至20两，相当于普通农户十年收入，饥荒达到顶峰。据《流寇志》等记载，陕西“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延安府“幼童独行出城即失踪，后见以人骨为薪煮食人肉”。
两者惨状差不多。只是后金略好一点是，没有出现大规模民变的记录。但是双方都已经沦入吃不上饭的地步了。
后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通货膨胀。史载：“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后金是渔猎+骑射民族，靠近科尔沁蒙古，居然一匹马的价格竟然高达三百两白银！而后世康熙年间，关内一匹马的市价还不到十两。同期缺马的明朝，一匹马的价格也不过几十两。你能想象靠着产马的蒙古，却要花300两银子去买马，什么感觉？
皇太极他爹努尔哈赤施行了三大弊政，即“满汉合屯同居令、迁移令和剃发令”。后金是境内的劳动力大量逃亡，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被闲置、杀死。“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而崇祯和他兄弟天启则搞出了皇室、勋贵、官僚兼并土地→农民失地逃亡→罢免工商税→加征三饷→民变加剧→军事开支膨胀→财政彻底崩溃。
军事上面，明朝袁崇焕在积极屯田、扩大战略防御。派人在辽西走廊东北侧的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皇太极则发兵攻打，失败了，“明三面守城兵来援，火炮矢石齐发，我军攻而不克”。
政治上，崇祯是党争，阉党东林党，一锅粥。两党朝堂吵架，对立严重，互相往死里掐。后金则是满汉矛盾，宗室贵族矛盾，也是一锅粥。汉人官员与女真官员势如水火，互相敌视。
如果不是崇祯，换个其它亡国之君来当皇帝，别人估计要笑醒。大权在握，大义名份在手，一纸文书就可以让大将权臣自裁，南北统一，军队百万。这叫“局面太差”？这该叫“帝国鼎盛”好吧！
面对如此不堪的局面，双方是如何落子的呢？崇祯选择相信了袁崇焕“五年平辽”，皇太极则是出兵明朝，绕道进关，搞出了“兵临城下”，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部。而崇祯是加剧了国内矛盾，不仅杀掉了袁崇焕，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到平定国内动乱上面，耗费了大量兵力与资源。
崇祯的治国能力和他的勤勉程度完全不在一条线上，他的努力从占用精力来看，不比朱元璋，雍正这些逊色。自从李自成闯进洛阳，杀福王之后。他就一直以金銮殿苦行僧的身份，刻苦治国。朱由检是那种既没有才干，又让群臣感到压力恐惧的皇帝。
皇太极则展示了另外一面。皇太极通过打击异己（如幽禁阿敏、削莽古尔泰爵位），于1632年废除三大贝勒“分月掌理”旧制，确立“南面独坐”的君主权威。设都察院监察百官、理藩院管理蒙古等事务，形成完备的封建官僚体系。明确等级尊卑，强化社会秩序。宣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停止努尔哈赤时期对汉人的屠杀，将汉人奴隶编为“民户”，分屯别居，由汉官管理，解放约40%汉民。招降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等明朝将领，吸纳范文程等汉官参与决策，扩大统治基础。强调“田畴庐舍，民生攸赖”，立法保护耕牛、农田，禁止滥杀牲畜；定期督导耕种，违者惩处。
崇祯是从毁灭国家生产力来治国，而皇太极一直从鼓励耕战来治国。一个杀鸡取卵，一个尽心培育。所得的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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