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最完备的朝代，背后是朱元璋的合法性焦虑与朱棣的好大喜功共同推动的结果。朱元璋出身低微，登基后派使节招徕各国进贡，用“万国来朝”彰显统治正当性；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篡位，为证明伟大，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渤泥、满剌加等国王觐见，使朝贡国数量达148个之多。
为控制贸易，明朝实行勘合制度——比如日本只能通过宁波港贸易，船只必须携带“勘合”：一种分作“日”“本”两部分的凭证，与宁波布政司的存根核对无误才能上岸。日本用刀剑换琉球的苏木（东南亚产的红色染料，可作中药），再把苏木运到中国，而中央政府攒了一堆苏木，后来居然用来发俸禄——因为纸币贬值，这种进口商品成了官员薪水的替代物，堪称财政畸形的缩影。
朝贡体系的“厚往薄来”让明朝财政不堪重负：外国贡使的贡品价值有限，而明朝的回赐和赏赐却翻倍——龙涎香市价九贯，明朝给四十八贯；琉球的锡价每斤五百文，明朝给八贯。加上贡使的接待费用（吃喝住行全免，甚至回国的食物都由中国提供），朱元璋之后的皇帝逐渐撑不住了。
其实明朝的朝贡贸易并非单纯吃亏，而是通过垄断定价权获利：官方强制抽分50%的货物作关税，剩下的用不断贬值的大明宝钞支付——日本武士刀被作价三贯宝钞，实际只值三十文铜钱；而明朝出口的青花瓷盘能卖六千多文，用高附加值手工业品换来了大量原材料。这种“剪刀差”让明朝获利，但也导致民间走私猖獗——海禁严禁私人贸易，中国商人只能剃光头伪装成日本浪人，形成“倭寇”，比如王直就是大头目。
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申请“船引”出海（对日仍禁）。这一“隆庆开关”让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约三分之一流入中国，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奠定货币基础，也让东南沿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倭患”逐渐平息。
明代朝贡体系是面子与利益的平衡术：表面是“天朝上国”的虚荣，实则是官方垄断的贸易；看似“厚往薄来”，实则通过定价权获利。但这种平衡最终被财政压力和民间走私打破，隆庆开关成为对海禁的修正，却没能让明朝抓住大航海时代的机遇——开放依然有限，而西方已开始全球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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