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理解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说起“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的理解,可能会认为就是烟囱林立的工厂、到处轰鸣的机器和数量众多的工人队伍,实际真是这样吗?
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啥?
我记得有个学者说过:资本主义的核心不是雇佣关系,而是资本的持续流通与增值。
换句大白话说,就是:钱要像源头活水一样,不断流动、钱生钱,并且上层制度方面,也要保证这种流动能跨越时间、超越个人生命而持续支持下去。
尤其是后者,更加难能可贵。
判断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支持这种资本流通的制度,是否不因一人一言而废弃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验证。
我们来看看,明朝末年,是不是存在资本持续流通与增值的现象?
支持资本流通的制度萌芽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比如下面这些。
- 可转让的票据,就像今天的支票、股票似的;
- 跨地区的信用体系;
- 清晰的产权与契约法律;
- 能长期存在的商业组织,不会因为老板没了就原地散伙……
客观上讲,这些类似的情况,在明末一定程度上,都已经出现了。那就一定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吗?也没那么简单,我们还要详细分析一下。
1.明代商业、白银与全球贸易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可以被称为“商业革命”的景象,这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商业上的大变局。主要特点有三个。
第一,“中国制造”销往全球。
比如,江南的丝绸、棉布,景德镇的瓷器,福建的茶叶,通过海运销往日本、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大明王朝1566》电视剧中的景象,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当时的情况,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全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简直成了“世界白银”的收归地;据说,后来清代有数据统计时,仅乾隆十年,粤、闽、江、浙四大港口贸易总值就高达3600多万两白银,是南宋海外贸易总额的7倍多!明末虽然没有这么多,但应该规模也挺大的!
第二,所谓的全国性市场,也在逐渐形成。
明末之时,形成了五大经贸区,江南、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上游、华北、西北,彼此通过水陆交通连接;还出现了专业的一些“商帮”,比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他们建立跨省贸易网络,甚至操控大宗商品的流通。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结构的变化,民生用品(如布匹、粮食等)取代了瓷器之类的奢侈品,成为长途贸易的主角,这意味着,普通百姓被深度卷入经济之中,这是很大的变化。
第三,从明朝开始,成为了商人的黄金时代。
古代历来重农抑商,但明代的商人地位,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像郑成功,他虽然带着任务下南洋,但他也算得上一个富可敌国的巨商了。东南沿海地区,有些家族,甚至建立了征收关税的外贸管理制度。
商人社会地位空前提高,这个后续再专门说。此处提这么一嘴。
2.所谓“萌芽”的样子
许多人论证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都会提到相关证据,大概主要的有这么三个。
第一是雇佣劳动与手工工场。
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大户”和“小户”的区分,“大户”拥有几十张织机,雇佣工人生产。像《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一石,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中的施复夫妇,从家庭织户,发展成拥有几十张、甚至百千张织机的手工工场主。虽是电视和小说,却也反映了现实。
再比如,福建造纸业中,有老板租下山场,雇工造纸,产品销往江南印书业,明代出版业也很发达,造纸的销路很广。
第二,是商业资本向产业的渗透。
这意味着,商人开始直接投资生产。如,淮南盐场,商人出资建盐亭,“舟车、牛只、亭鉴等项,皆商自置”。
在松江一带,出现了如“暑袜店”控制家庭生产的模式:店家发放原料,妇女在家制袜,按件计酬,已经很具有现代分工和分配制度的味道了。
第三,有“金融”创新的出现。
比较出名的恐怕是“盐引”制度了吧。这个始于宋代的制度,在明代,演变出了一种期货的味道。
这是明代非常接近“金融工具”的发明,商人帮朝廷运粮到边境,换取“盐引”(提盐的凭证),盐引可以买卖、转手,甚至囤积投机,实际上成了一种“政府债券+期货合约”,比如,徽州商人通过操控盐引市场积累巨额财富,建立了跨省典当网络,功能类似于早期的银行。
3.为什么只能叫“萌芽”
如果如上分条总结来看,确实是生机勃勃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是因为突然中断了,清朝的闭关锁国吗?
因为至少有四个很强大的敌人,不好战胜。
第一个叫“皇权”。比如,万历皇帝废除盐引,看似只是政策调整,实则扼杀了金融制度的雏形。盐引作为可交易的“准国债”被废除,本质是从“市场信用”退回到“皇权庇护”。那么,像之后的股票、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银行等等,自然就不可能出现了。
第二个叫“家族利益”。明代商行多是家族经营,主要的老板一死,生意常分家、散伙。大概同一时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发展出股票交易,成为股份制公司。
第三个是缺少“技术革命”。虽然,我们的手工业技术精湛,但却没有发生“能源革命”、“材料革命”之类的技术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是煤炭、蒸汽机大规模应用。中国煤矿多在偏远西部,开采运输成本高,主要用于生活,很少用于生产,更别说蒸汽机了。
第四个是政治体制很难突破。即便,商人地位提高了,但长期重农抑商的惯性,让商业始终在官僚体系下生存,商人要么依附权贵、结交宦官,要么“商而优则仕”,最终花钱买官,你看沈一石,就是如此。这也就导致,商人不可能有“资本原始积累”,英国通过“圈地运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制造出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明清政府,推行的是“移民垦荒”,把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
这四点,每一个都很难突破,所以,“萌芽”即便出现,也很难长出嫩芽啊!
4.可能性不能代表现实
虽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一定就非得要有机器大工厂。
明代的核心成就,是出现了全国性商品市场、长途贸易网、白银经济等,但这些说到底,还是一场“流通领域的变化”,在生产领域和现代金融制度上,鉴于上面的四点“敌人”,还是很难突破的。
但如果,盐引制度没有被废除,中国是否会发展出本土的金融?
如果,江南的棉布贸易,能催生出纺织机械的创新?
如果,封建制度认可商贸带来的巨大利益转而扶持商业发展,能否带动其他领域的创新?
如果……那,又将怎么样?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后世对它们的评价。经济转型需要制度、技术、金融等多方面的协同突破,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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