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老家，往往是一个被用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时刻。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回到家乡不只是一次探亲，而是一场隐形的评估：你在哪里上大学？现在在哪个城市工作？有没有“走出去”？在这个评价体系里，“离开老家”几乎被自然地等同为成功，而“留在家乡”则被默认为失败，或者至少是一种“没走成”。
这种叙事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质疑它。从家庭教育到学校路径，从升学规划到就业选择，“上大学 + 找到好工作 = 离开家乡”，几乎构成了一条默认的人生脚本。但问题是，离开或留下家乡，真的只有这一种理解方式吗？
就像这几天，几位返乡朋友也和我感叹：在北上广天天 996，这人生太不值了，还不如回老家呢。毕竟，他们也羡慕家里的“县城婆罗门”：乡里乡亲，做上下游的生意，相互照应。当然，我也很清楚，这几位朋友就算真的想回老家工作生活，也一样会感叹：没有山姆超市、没有星巴克，好不方便。
既然离开或留下家乡，没法“一刀切”地理解，那么，当我们把“离乡”等同于成功、把“留下”理解为失败时，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在这里，我想推荐我们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家Lynn Jamieson对小镇/县城青年的研究。你会发现，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地理位置，而是：我们究竟如何定义人生的选择、成功与价值。
*Lynn Jamieson教授（图源：网络）
上大学找工作，必须离开老家？
对我这种“小镇做题家”来说，从小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是：上大学就是离开县城，找到一份好工作就是离开家乡。这似乎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而且，这种离开，往往是一去不回头的。一旦回去，就被视为失败者。
Jamieson教授也发现：大学教育和工作选择，改变了小镇青年的生命期待，让迁移成为几乎唯一的选项。但对“县城婆罗门”来说，显然并非如此。
一位受访者说道：“十六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在家乡很舒服。那是在家的感觉，家人都在身边，我觉得那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我的朋友们也都在那里。但是，到了十七八岁，你就会想——老家没有工作机会，我不想最后去纺织厂之类的地方。所以你就会觉得不能留在家里。我觉得，我爸妈其实并不想让我搬走，因为我是他们的小女儿，但我也是家里第一个搬出去的人。他们知道我想上大学，所以他们不会阻止我。”
另一位受访者同样指出，“大学”的想象如何一步步带来对离开小镇的预期：“我想，是因为我爸爸上了大学，而且我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我一直都想上大学。所以，你其实并没有想过要永远离开老家，但你会想自己要上大学，而下一步就是离开家乡去上大学。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考虑上大学这件事了。”
*（图源：网络）
但真的所有上了大学、希望有好工作的人，都会离开家乡吗？并不一定。你要是“县城婆罗门”，你的想法可能会完全不同。在她对几十位受访者的比较中发现：县城本地精英家庭的子女，反而更不愿意离开老家。
为什么？
她发现，对这些家庭来说，家境不错本身就为子女提供了替代性人生选择：你可以接受大学教育，你也可以去大城市工作；但与此同时，在老家有企业、有行业资源，也让孩子始终保有“可以留下”的选项。甚至，她还发现，这些县城婆罗门的子女，对“考上一所好大学”的主观意愿，反而可能更弱一些，并没有那么在乎。这很可能是父母鼓励子女留在本地，从而影响了孩子们的抱负和学业投入。
这就让人联想到比如脱口秀演员Kid这样说县城婆罗门：“意思县城是种姓制度，都被各大家族企业垄断了，小刘爸爸生产，小李爸爸出口，几个爸爸组成一条Dadline（爸爸线）……”你要是这样的家世背景，那当然感觉回家不错啦
“困守”在家乡，有爱有恨
你可能会觉得，留在家乡的，都是县城婆罗门。你也可能会觉得，那么留在家乡的人，都是自愿的、心态良好的。但实际上，这里依然无法一刀切。
有一些“留守者”对家乡怀有深厚的依恋，但也有一些人，即使留在本地，内心却始终感到疏离。这背后，既和你的价值观有关，也和你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关。简单说，你可能觉得这个县城“配不上你”，你也不想和留在县城的这些人建立亲密关系。哪怕你们是亲戚，关系依然停留在表面。
Jamieson教授访谈了一位在老家做轮胎安装工的青年男性。按前述脚本，这位年轻人似乎理应感到失落：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一直留在老家，出身工人阶级的他，也曾希望通过大学教育改变命运。但由于学业表现不佳，他最终只能留下。
然而，这位青年并没有将这种“未能走出去”理解为彻底的失败。他反而赞美村庄的宁静祥和，把家乡称为“心之所在”，并且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这里。他仍然和父母同住，社交生活相当丰富，主要围绕直系亲属展开：定期探望已婚的姐姐和侄子，与女友交往等等。
但另一位受访的青年女性凯伦，经历了相似的教育受挫，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她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努力“鸡娃”，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走出去。她这样回忆自己的经历：在学校时，她计划成为一名护士——这是小镇工薪阶层女性通过资格证书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典型路径。然而，在 16 岁时，她意外怀孕，这一计划随之破灭。
*（图源：网络）
在接受采访时，她与伴侣同居，描述了自己稳定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也计划长期留在当地。但与此同时，她始终无法压抑内心的挫败感，坚信“要想在人生中有所成就，你必须离开老家”。
与前述青年男性不同，凯伦感到自己与周围人更加疏远，也强烈感受到自身价值未被实现。她刻意回避家乡一年一度的“公共骑行节”等集体活动，表面理由是活动仅限男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她觉得这些活动粗俗、普通、缺乏意义。
“粗俗”“普通”“视野狭隘”“地方主义”，正是这类人常用来描述本地人和本地生活的词汇。凯伦也这样形容她的家乡。她清楚地知道：做同样的工作，在老家的收入会更低。她吐槽道：“如果你想像个当地人一样生活，你就必须说一口地道的方言，周末去特定的酒吧，接受那套生活方式。如果你不这样，不按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做事节奏来，你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Jamieson教授借用社会理论大师鲍曼的概念指出：“定居者”并非单一形态。其中一种，正如被困在监狱中的人，是“被困者”。这类人背负着被排斥、或主动疏离他人的羞耻感，往往通过自我贬低、自我防御，或将本地生活丑陋化的方式，来应对这种耻辱。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图源：网络）
游客式返乡？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就算去了北上广深杭，我们真的就能融入吗？我在广州生活了三四年了，周边邻居都很不熟悉。反过来，当我们发现自己始终无法成为“北京人”“上海人”“深圳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重新怀念家乡？又是否真的会回去？
答案依然无法一刀切。
正如 Jamieson 所指出的，离开家乡之后，我们对家乡的“依恋感”是一种高度复杂的认同：有时是对家人和朋友的情感认同，有时是对自身阶级出身的认同，有时则是对地域文化认同。
但问题在于，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家乡已经变了，不再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就像我回到皖北老家，经历过前些年的房地产浪潮，高楼已经拔地而起，记忆中的平房小院不复存在。这也使得一些已经在北上广深杭立足的年轻人，即便“想回去”，也难以真正行动。
更讽刺的是，Jamieson发现，许多“想回老家”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以一种“消费型游客”的心态在重新定义和想象家乡。她借用鲍曼的理论指出，真正令人震惊的，并非人口流动本身，而是人们对地方归属感的变化。
*（图源：网络）
鲍曼认为：“当代生活结构中固有的流动性需求，阻碍了人们对任何地方产生强烈的情感；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只是临时的落脚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发展出一种以消费为中介的地方关系：一部分人作为有特权的“游客”，可以自由移动、随意消费“他处”，并始终拥有退路；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被迫流动、无处安放的“流浪者”。
对一些在大城市上大学、进写字楼工作的人来说，春节返乡时候计划今后回老家工作，是不是更接近第一种状态呢？以游客的姿态凝视和消费家乡？因此，当他们说“以后回老家也挺好”的时候，很多时候表达的，是一种由阶级与身份特权所赋予的选择权。他们也许知道家乡早已不同于童年，但仍通过与北上广的对比，把家乡重新想象成空气清新、安全宜居、孩子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而不再是一个需要真正扎根、承担关系与责任的生活世界。
参考文献：
Jamieson, Lynn. 2000. ‘Migration, Place and Class: Youth in a Rural Area’.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8(2):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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