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勤立中学1972届毕业生，当时是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代中学毕业的去向。我中学毕业那时巳是去外省上山下山的尾声阶段，72届是插队落户最后一届。

当时毕业分配原则是：家中有哥姐上山下乡的，就留上海工作；哥姐一人上山下乡、一人留上海工作，即“一工一农”，会分配到近郊农场。我是家中长子，没有哥姐上山下乡，只能自己去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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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父母舍不得我去，但父亲担心，怕不去会惹麻烦，便让我去插队落户。正好杨浦区有安徽广德插队名额，那里毕竟离上海不远，宜兴过去一点，我就报名插在杨浦各额里去插队。在上海很多青年去黑龙江、云南等地的情况下，我能插队到广德县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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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插队落户的出发地是北站火车站，我也去那里送过知青去上山下乡。汽笛一响，站台上一片哭声，场面十分悲伤。我去插队临走那天没去北站乘火车，而是坐汽车去广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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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3年4月27日的一天，一群十七、八岁的中学毕业生聚集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三小门口准备出发去插队落户，没多少人来欢送。我父亲送我到那儿，还没说上几句话，汽车突然启动了，可能是怕激动的人群拦车引发安全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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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一路行驶，傍晚时分到了安徽广德县彭村公社孙绪大队部的广场。到了广场，北风呼呼地刮着。刚才还在车上说说笑笑的我们，此刻面对的是家家户户用泥土坯垒起的墙壁、茅草房和泥土路，与上海的瓦房、楼房、柏油马路反差极大，大家一下子都懵了。有的女同学失望至极，暗暗抹起了眼泪。这场景、这氛围，永远刻在我脑海中，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