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丽云，老家在一个山沟沟里。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山脚下，村子西面有一条河汊子，北面和南面都是连绵的大山，东边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向外面的世界。
我出生在60年代，那时候我们这里生活很艰苦，山区由于交通闭塞，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说，各方面都要落后一些。
那时候在生产队里，我们这里主要种植地瓜、高粱和黍子，小麦很少。
每到秋天，家家户户会分几十斤高粱和黍子，这些高粱和黍子都带着外壳，是没法吃的，必须去皮，用石碾一遍一遍地碾压，把外壳筛出来。
我们村子中间有一台大石碾，石碾就在我一个出了五服的二伯的家门口。
二伯长得一米八的个子，为人正直善良，可是他到了40多岁了，也没成上家口，一直孤身一人。
说来话长，二伯家的成分比较高，他爷爷那一代是富农，家里有十几亩田地，二伯的爷爷去世多年了，可是富农的帽子却落到了他的头上，在那个看重成分的年代里，每当媒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女方只要一听他爷爷是富农，马上就摇摇头拒绝了。
邻居们都叹口气，说二伯这个光棍打得太冤枉了。
二伯在村里人缘很好，他这人热心肠，只要听到石碾吱吱呀呀地响起来，他就知道有人在推碾。
他马上从家里找出一根碾棍，出来就帮人家推碾。
大家过意不去，来推碾的时候，就会送给二伯两块煎饼，或者是刚刚蒸熟的、热乎乎的窝窝头。
二伯单身，他一个人做饭总是糊弄着吃，他不会烙煎饼，也不会蒸窝窝头，就把地瓜面和高粱面掺在一起，烀饼子吃，有时半生不熟的，将就着吃吧。
二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那时候他非常能干，在生产队挣工分足够他一个人吃的。
每到年底的时候，他家里总还有些余粮，要是听到哪个邻居家孩子多不够吃的，他就用瓢子盛上半瓢子粮食给人家送去。
在那个年代里，粮食是很金贵的，大家不忍心要二伯的粮食，觉得他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
二伯就说：“我送来不是给大人吃的，我是给孩子们吃的，你们家正是养班子的时候（就是养孩子的意思），我给你们送点粮食是应该的，谁还用不着谁呀？”
那时候我记得每到下午快要吃饭的时候，总有人挎着小箢子，拿着一根木棍来讨饭。
讨饭的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虽然我们家的粮食很稀罕，可是母亲从来不让人家空手走，把我们家的咸糊豆给人家舀上半碗，或者给人家几个地瓜皮子。
1978年春天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流落到这里的女人，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脚趾头把鞋子顶破了，头发乱蓬蓬的。
她带着一卷行李，其实就是一床破被子，她蜷缩在村头麦场的一个柴火垛那里，安安静静地待着，也不像专门讨饭的样子，大约三四十的样子，一看脸上的神情，就知道是个经历了磨难的人。
白天她去村里讨了口吃的之后，就回到到柴火垛这里，晚上也在这里过夜。
过了几天之后，她慢慢来到了村子里，去了人最多的石碾边。
平时大家经常聚在石碾周围聊天。
村里人看着这个女人可怜，每到吃饭时就主动给她舀一碗粥，或者是送给她一个窝窝头吃。
慢慢的，这个女人感受到了这个村庄的热情，她开始放下戒备心了。
几个热心的大妈就和这个女人聊天，刚开始她一直低着头。
在反复追问下，她才小声说她家离这里有100多里路，丈夫去世了，她只好把门一锁来投奔亲戚，可是亲戚生病了，家里日子紧紧巴巴的，她不好意思在人家白吃白喝，只好出来了。
石碾的东边就是生产队里的看牛屋子，看牛屋子旁边还有一间闲置的房子，以前当过仓库，这个女人晚上的时候就在这个房子里住宿。
村里人问这个女人是否有孩子？可是她一句话都不说。
大家知道她心里肯定有难言之隐，就不再多问了。
她有时也帮着大家干活，脸上渐渐有了笑模样。
二伯是个热心肠，有时把自己家里炒的菜就给这个女人送过去一份，那个年代一份用油炒的菜很珍贵。
那时候，一年到头一个家庭吃不了几斤油，二伯家那个油壶高高地放在橱顶，以免不小心碰翻了。
那天那个女人可能着凉了，满脸通红发起了高烧，她有气无力地躺在那个屋子的一角。
二伯从家里拿来了一个大棉袄给她盖上，又给她煎了一个鸡蛋，卷进了煎饼里，还熬了一碗热粥给她送过去了。
女人吃着鸡蛋卷煎饼，喝着热粥，眼泪呱嗒呱嗒地都掉进了碗里。
二伯也是一阵心酸，安慰她说：“赶紧吃了吧，别难过，你在这里举目无亲，也不容易，大家能帮衬一下就帮衬一下吧。”
从那以后，这个女人在碾台边上和大家拉呱时，她有意无意地愿意和二伯靠得近一些。
邻居们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几个热心的邻居一合计，觉得这个女人和二伯很合适，二伯未娶，她是丧偶的，年龄也相差不多，只不过二伯比她大几岁，太合适了啊，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桩姻缘吗？
住在东边的婶子赶紧去问这个女人，问她愿不愿和二伯一起过日子？
她笑而不语，只是羞涩地低下了头。
她说：“我一无所有，老家也不在这里，就怕人家不愿意。而且我身体瘦瘦弱弱的，也干不了多少重活，跟着他不就是给人家增加负担吗？”
这个婶子说：“你别担心这些，我去问问他再说。”
婶子赶紧去问二伯，二伯一听笑眯眯地说：“我愿意，我非常愿意，就怕她看不上我呢。”
婶子一听有门啊，赶紧又找了两个邻居，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一起撮合成了这门亲事。
大家选了个好日子，决定要帮二伯办喜事。
二伯去集市上扯了几块布给伯母做了两身新衣服，还买了一瓶雪花膏。
这一打扮，伯母就好看多了，还有几分俊俏呢。
二伯憨厚地笑着，买了二斤糖块分给了大家，就算是结婚了。
二伯对伯母非常心疼，伯母嫁给二伯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生产队里出工时，二伯不让她下地干活。
二伯说：“你在家里做饭就行了，我一个人使劲干活，能挣出咱们两个人吃的。”
夏天的时候，放了工，大家坐在碾台边上凉快。二伯就拿着蒲扇给伯母驱赶蚊子，给她扇风乘凉。
邻居们就开玩笑说：“老二呀，你讨了这个媳妇呀，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心里怕掉了，简直是捡到宝贝了！”
伯母就笑笑心满意足地说：“我这辈子有福气了，没想到前半辈子坎坎坷坷，受了那么多折腾，这后半辈子呀有福了。”
伯母是个体贴贤惠的女人，以前的时候二伯一个人过日子，家里邋里邋遢的，毕竟一个大男人不会收拾家里。
自从伯母进门以后，她把里里外外整理得井井有条，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可是一走进他们的院子，就感觉非常温馨。
农具整齐地摆放在院子的一角，养的鸡和鹅都用网子圈起来。
伯母手很巧，那时候大家基本上穿补丁衣服，可是伯母打的补丁板板正正的，看上去一点也不难看。
自从二伯把伯母娶进了家门，他整个人都像年轻了十岁一样，大老远见到邻居就打招呼。
二伯说：“以前我是个光棍汉，别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就觉得比别人矮半头，可是现在我也是有媳妇的人了，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了，日子一下子有了奔头。”
1980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以后，大家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农忙季节过后，二伯就跟着村里的人去城里打工。
我们这里离县城有五六十里路，大家基本上住在工地上，十天半月回家一趟。
每当二伯挣了钱的时候，他几乎一分钱都不留，全部交给伯母保管。
伯母总是把块票、毛票一张一张地捋好，放在他们家的柳条箱子里。
二伯不舍得在工地吃食堂，每当出门干活的时候，伯母就给他烙上煎饼，带上咸菜，伯母总是悄悄的给二伯煮上几个鸡蛋，可是二伯不舍得吃，临出门的时候又把鸡蛋摸了出来，留给伯母吃。
有几次二伯曾经试探着问过伯母，她老家那边具体是什么情况，伯母却不愿多说，二伯也就识趣的不再问了。
可是有时候二伯就会看见伯母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红着眼圈面向南方，二伯就知道伯母是在想家了，她老家就在南边。
二伯曾经有几次商量伯母，要陪着她回老家看看，可是伯母摇摇头，什么都没有说。
那年秋天，二伯把地里的庄稼收回来以后，他又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县城打工。
这次二伯在工地上干的时间比较长，一个月后才回来了一趟，可是当二伯回来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家里锁着门，伯母不知去向 。
二伯赶紧找邻居打听，邻居说也好几天没见过伯母了。
二伯一下子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当时的意识就是伯母撂下他和这个家，永远离开了。
伯母走了，二伯失魂落魄，浑身就像抽了筋一样，瘫软无力，他没有动烟火，不吃不喝。
几个好心的邻居，给他送来了饭菜，他勉强对付了几口，摇头放下了筷子，他吃不进去啊。
这几年二伯和伯母相濡以沫地过日子，这份陪伴已经成了亲情，浸透到了骨子里，可是如今伯母却不声不响的走了，他根本受不了。
隔了几天，二伯才想起来看了看柳条箱子，这时他发现这几年他挣的钱几乎都在箱子里。
二伯百思不得其解，伯母没拿钱，只带走了她的几件换洗衣服，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二伯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欲哭无泪。
从那以后，二伯蔫头耷脑，再也不去县城打工了，他天天坐在村头张望，他知道伯母就是从这条路上走的，因为只有这条路通往乡镇上的车站。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可是二伯依然雷打不动的去村头等伯母。
村里人觉得二伯可怜，就劝他以后别来这里了，既然伯母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了，再说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连一封信都没有。
可是二伯摇摇头，他坚定地说：“她悄悄地走了，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她不方便告诉我。如果她是故意想抛弃我的话，就会把家里的钱都带走，可是家里的钱几乎一分没动，她这是有苦难言啊！我相信她早晚会回来的。”
到了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二伯依然每天去村口等着，快到年关了，伯母会不会回来过年呢？二伯突然有种预感，伯母年前不回来的话，这辈子可能真的见不上面了。
到了腊月二十九那天，二伯又去了村口，天空下起了雪，刚开始是盐粒子的一样的雪粒，慢慢的下起了鹅毛大雪，二伯站在雪中，一动不动。
突然路的尽头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影，他们越走越近，二伯以为是来村子里走亲戚的。
他们越走越近，二伯的心突然狂跳起来，他从走路的姿势上判断出，来的人正是伯母。
刹那间，二伯眼泪哗哗淌下来，积雪已经很深了，他连滚带爬地奔了过去。
两个人抱头大哭，哭了一阵子，二伯这才注意到伯母还领着一个小男孩，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
看到二伯疑惑的眼神，伯母推了推孩子说：“春生，快喊伯。”
春生怯怯地喊了一声伯，二伯似乎明白了什么，一把拉过孩子说：“走，咱回家，明天就过年了，我这就去买猪肉、买鞭炮，咱们一家三口热热闹闹地过大年。”
回到家里，伯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对孩子说：“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你伯是个好人，他不会亏待咱们的，你就直接改口吧，你别叫伯了，你就喊爹。”
孩子脆生生地喊了一声爹，二伯他一把搂过孩子，哽咽着说：“好孩子，以后咱就是亲爷俩，爹供你好好上学。”
伯母哭着说出了这半年发生的事。
原来，伯母有一个儿子，就是春生，丈夫去世了，伯母想带着儿子来投奔亲戚，但是她的婆婆不让把孩子带走。（当时二伯几次问老家情况，她不愿意说，担心二伯嫌弃孩子。）
那年秋天，二伯在县城里干建筑，伯母的娘家人打听到了这里，说她的婆婆去世了，孩子在村里吃百家饭，非常可怜。
伯母一听在家里就坐不住了，她本来想和二伯说这件事，征求一下二伯的意见，但是由于一直没说老家有孩子，觉得现在没脸说，只好匆匆回了老家。
伯母回去以后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处理了家里的一些事，转眼间半年过去了，她每天都想回到二伯身边，可是有些犹豫，他能同意自己带着孩子吗？
对二伯强烈的思念战胜了一切，快过年了，伯母就拽着孩子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伯母低着头，不敢看二伯的眼睛，她嗫嚅着说：“我没和你商量，就把孩子带回来了，你不嫌弃吧？”
二伯拉着伯母的手说：“你回来了就好，家里多个孩子这是好事呀，家里多热闹啊。现在我也终于当上爹了。”二伯的眼圈红了。
过了年正月十六开学的时候，大伯联系了学校，把春生送去读书了。
那些年，二伯一直在县城的工地上干建筑，风里来雨里去的，他累得像一个小老头一样。
可是每天二伯都笑呵呵的，他说得多攒点钱给春生上大学。
二伯和伯母一直没有再要个孩子，二伯说有春生就够了，春生就是亲儿子。
不负众望，春生考上了重点大学，他勤工俭学，不让二伯寄生活费。
二伯省吃俭用，甚至连他喜欢抽的旱烟叶子都不舍得买，把家里的钱都寄给了春生当生活费。
春生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县城工作，后来在县直某单位是中层干部。
春生特别孝顺，每到周末的时候，只要有空，他就带着老婆孩子回村看望二伯和伯母。
冬天，春生会把二伯和伯母接到城里过冬，春生总是一口一个爹叫着，把二伯照顾得非常周到，春生说养恩大于天，没有二伯的付出就没有他的今天。
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大家都说二伯是好心好报，当初他收留了伯母，后来又用无私的胸襟接纳了春生，所以才迎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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