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你要问中国影坛谁是头号美人，人们准会指着龚雪的名字。
那时候，她被捧为“东方的奥黛丽·赫本”，手里攥着金鸡和百花两座影后奖杯，家家户户的挂历上都有她的特写，是无数男人心里头最惦记的那个人。
可把时间轴往回拨，在那些光环还没亮起来的七十年代初，她的履历上只有干巴巴的一行字：江西分宜杨桥公社坡下大队，插队知青。
从上海弄堂里娇滴滴的大小姐，一下子变成赣西山沟沟里的“泥腿子”，这巨大的落差，够把一个人的精气神给压垮。
在那样的环境里，绝大伙儿脑子里想的就一件事：怎么偷个懒少干点活，要么就是怎么从牙缝里多抠出一个工分来。
龚雪偏不这么想。
在一千多个日子里，她其实就干成了两件明白事。
头一件事，咱们可以管它叫“在烂泥坑里保住身价”。
当年的坡下大队，穷得叮当响。
一个人一个月也就分60斤谷子，那菜籽油更是金贵，只有四两。
辛辛苦苦弯着腰干一年，挣的那点工分折算下来，也就七毛钱，连包好烟都买不起。
饿肚子还是次要的，要命的是把你身板子掏空。
砍柴、喂猪、打草鞋那是家常便饭，一到七月“双抢”，天没亮就得下水田，一直忙活到伸手不见五指。
还得忍着夏天雷鸣般的蚊子轰炸，和水田里怎么甩都甩不掉的蚂蟥。
面对这种要把人榨干的苦活，人的本能反应肯定是“省电模式”——干完活倒头就睡，把劲儿攒着应付明天。
可龚雪心里算了一笔反常识的账。
每天晚上，当屋里的舍友累得呼噜震天响的时候，她却划根火柴，把那盏煤油灯给点上了。
就在那豆大的灯光底下，她啃着从城里带去的中外名著，对着影子琢磨书里人物的眼神和口气，甚至还自己动笔给故事编个结局。
村里的老乡都在背后嘀咕，说这闺女“架子大”、“性子独”。
可在龚雪看来，这是一场死活都得坚持的“资产保值战”。
她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把书扔了，把基本功废了，那自己就真成了一个只会锄地的农妇。
那盏煤油灯烧掉的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睡觉时间，可换回来的，是她脑子里的东西没丢，对艺术的那根弦没松。
这看起来像是做无用功，但在那种把人关得死死的环境里，只有死守住这点“溢价”，等到哪天透进一丝光亮时，你才能被人瞧见。
后来的事证明，这把牌她赌赢了。
这就带出了她做对的第二件事：自己动手搭个“展示台”。
运气这东西，绝不会平白无故掉在田埂上砸中你。
那时候知青想跳出农门，当兵差不多是唯一的独木桥，那是千军万马过大江。
要是光闷头种地，书读得再烂熟，最后也只能烂在山沟沟里。
转机是在大队搞的一次活动上出现的。
龚雪没像往常一样缩在人堆里，而是把少年宫练出来的童子功亮了出来，挑头组织了一场宣传演出。
这一下，动静搞大了。
大队的头头脑脑立马看出来，这个上海来的丫头肚子里有货。
紧跟着，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大队主任当场拍板，口头封她个“宣传队副队长”，让她把摊子支起来。
虽说这官衔是个虚的，白天还得照样下地干活，晚上还得摸黑走一小时山路去排练，但这可是她跳出纯苦力的第一块踏板。
因为坡下大队的宣传队搞得红红火火，杨桥公社的领导也被惊动了。
等到公社要组建更高一级的宣传队时，龚雪入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为了让她能腾出手来排练，公社甚至做了一个关键决定：把她从大田里拔出来，塞进了社办工厂的金工车间当钳工。
这步棋，走得太关键了。
从“社员”变“工人”，从“泥巴地”到“灯光下”，她完成了身份的头一回大变身。
这不光是让身子骨歇口气，更是让她站到了离机会更近的当口。
最后那关键的一跃，是在总政歌舞团来杨桥公社招兵的那天。
这也是龚雪憋了三年劲儿，到了该兑现的时候。
考场上，她没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才艺，而是挑了一首最接地气、最能戳人心窝子的《十送红军》。
这首歌选得绝了。
既显出她对江西这块地界有感情，又把她那把甜亮的好嗓子展露无遗。
再加上她那虽然被风吹日晒、却依然透着股清秀劲儿的脸庞，主考官当时就被拿下了。
这一嗓子，把命运给定音了。
虽说公社那边舍不得放人，可哪拦得住部队的调令。
龚雪打起背包，跟那盏陪了她三年的煤油灯说了声再见，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她在电影《祭红》里露了脸，在《大桥下面》里惊艳了全场，把金鸡百花奖都揽入怀中，成了那个年代的一个传说。
回过头再去琢磨这段往事，不少人都感慨龚雪命好，老天爷赏饭吃长得美。
漂亮确实是稀缺货，可在那个特殊的年头，有多少漂亮脸蛋在日复一日的磨洋工里变得粗糙，在没指望的等待里熬成了黄脸婆。
龚雪能翻身，说白了就是一个关于“止损”和“下注”的故事。
当大伙儿都随波逐流混日子的时候，她忍着别人说她“假清高”的白眼，用那盏煤油灯护住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当大伙儿都坐着等分配的时候，她主动出击，踩着宣传队这块砖头爬出了坑底。
那盏在赣西山村夜里孤零零亮着的油灯，照亮的不光是书本上的字。
它照亮的是个死理儿：哪怕你身处最烂的泥潭里，也得把自己磨成一块随时准备反光的玉。
信息来源：
《大众电影》（1980年代相关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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