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之父”大半辈子都在反冷战？这位美国外交家曾预言俄乌冲突|俄罗斯|冷战之父|凯南|北约秘书长吕特|美国|莫斯科

近年来，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和外溢效应显现，北约战略发生重大调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也面临深刻变革。当人们试图为当下的局势寻找思想线索时，一位已故美国战略家的名字常被重新提起——乔治·凯南。

这位美国战略思想家、外交家被称为“冷战之父”，他一手构建了遏制苏联的战略框架，却深爱俄罗斯文化，毕生反对冷战的对抗逻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传记《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以详尽的史料和独特的剖析视角还原了这位复杂人物的一生，而这位101岁“冷战之父”的命运，亦折射出美国政治中那些延续至今的深层议题。

被误读的“遏制”

二战后，乔治·凯南以一份长电报和“X论文”提出的“遏制苏联”政策闻名于世，进而推动世界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阶段。有人称他为“冷战之父”。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乔治·凯南的大半人生中，他始终都在反对冷战的升级，并试图阻止冷战期间的核军备竞赛，但这些意见却被美国历届政府忽视和拒绝。凯南为自己的理论被误解、滥用，以及其造成的危险后果而感到深深失望。

凯南认为，他的“遏制”理论主要聚焦于政治与经济层面，而非军事对抗。他试图以这种“遏制”阻止战后苏联对欧洲的扩张，推动德国的统一。在他看来，这种遏制将“促使局势向两个可能的方向发展：一是苏联解体，二是苏联逐渐学会克制自己”，从而实现欧洲的平衡与稳定。这种强调欧洲战略平衡的思想，贯穿了凯南的一生。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凯南曾公开反对北约先后接纳波兰、匈牙利等原华约卫星国的东扩计划。早在1997年初，他就曾警告美国政府：“将北约的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边界，我们正在犯下整个后冷战时代最大的错误。”在他看来，这一挑衅行为将激化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反西方情绪与强硬倾向，削弱脆弱的民主进程，并阻碍进一步的核裁军努力。

雪中的白宫。新华社/美联

凯南不仅反对北约东扩，还反对那些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过度依赖西方保护。他认为，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与俄罗斯的边界均属敏感地带。凯南虽支持这些小国的独立，但他预测将其纳入“反俄军事联盟”是十分危险且短视的决策。凯南当时已预感，考虑到克里米亚半岛等历史与地缘因素，俄乌之间的危机终有爆发的可能。

在两个世界之间

书中写到，20世纪50年代，凯南行走在莫斯科的鹅卵石街道上，参观历史悠久的建筑，与他只在书本中读过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面。他看戏、赏画、欣赏芭蕾与音乐，与苏联普通人交谈……“他沉浸在俄罗斯的活色生香中，品味触摸真实的俄罗斯。”在日程紧凑的外交事务之余，他仍会驱车数小时，前往拜谒托尔斯泰的庄园，参观契诃夫创作《樱桃园》的故居。

事实上，乔治·凯南对契诃夫十分敬佩，以至于一直想为他撰写一部传记。他认为契诃夫不仅探讨了人们彼此施加的痛苦，也揭示了工业主义和机器对人性的压抑。

乔治·凯南将苏维埃革命视为一场人类社会的实验，对当时年青一代表现出的理想、热情与勇敢时常予以赞叹。尽管他也批评俄国人“傲慢自大、自欺欺人”，但与美国人往往只关注自身相比，他认为俄罗斯人更关注为所有人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他还曾给最亲密的姐姐珍妮写信说，尽管“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依然敬佩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实践探索。

1935年，凯南因健康原因与妻子安纳莉丝前往奥地利疗养，但假期还未结束，他就“急于回到莫斯科”，并坦承他们对俄罗斯的“思念之情”——俄罗斯“已融入我的血液”。但不幸的是，苏联国内形势所带来的巨变，让凯南一家和他的朋友再也没有了“回家”的感觉。他致力于促进美国与俄罗斯文化融合及国家和解的希望也几近破灭。

《乔治·凯南》一书的副标题是“两个世界的人生”，意指凯南始终游走在美国与俄罗斯、传统与现代、爱欲与文明（个人私生活）的双重维度之间。

因此，凯南对美国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极具参考价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凯南对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批评也毫无遮掩。他认为美国国会“深陷党派偏见的泥潭”，开国元勋们若地下有知，定会扼腕叹息。

在他看来，“美国的制度在国内都不见得能够有效运转”，更遑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凯南希望经过改造的德国和日本能重新整合自身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从全球霸主地位退回到合理的国际角色。”他坚信“任何构建帝国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无论是由罗马、柏林、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领导”。凯南对那种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或将会追随美国的自负感到愤怒，指责这是一种“自我陶醉”和“一厢情愿”。这种所谓的“使命感”导致许多美国人命丧越南、索马里、塞尔维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也使美国在部分地区被视为威胁。

除此之外，他还批评“美国的广播、电影和杂志内容浮浅、哗众取宠，充斥着低俗的轰动性新闻和诱导性广告”。在这种空洞的文化环境中，像他这样敏感的年轻人只能感受到沮丧、失望和痛苦的挫败感。他认为要遏制这种“令人窒息、使人堕落的商业软文化”，要么需要企业自我克制（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要么需要政府施加合理监管（这是他所支持的）。他始终坚持“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

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俄罗斯人热情、慷慨的特质，认为相比大多数美国人，俄罗斯人更贴近大地。这个民族兼具灵气与诗意，是天生的“心理洞察者”。他甚至希望通过汲取俄罗斯与生俱来的优点来振兴美国，认为其返璞归真的新鲜感可以重振疲惫的美国，“美国人可以向俄罗斯人传授工业效率、实践培训和个人权利的理念，而俄罗斯人可以向美国人展示如何更深刻地感受世界”。“我们需要他们的想象力”，这种基于文化而非意识形态的融合，在凯南看来意义重大。“但是，克里姆林宫对‘外国影响大众思想的恐惧，残酷地阻碍了这种融合’。”

思想遗产的当下价值

在凯南的战略图谱中，中国始终占据着独特而清晰的位置。

这本书中，凯南有几处谈到中国。他视中国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保持高度民族特性的文明实体，主张美国应以“无可挑剔的礼貌”相待，同时避免过度卷入中国内政。他敏锐地提醒，不应让美国经济对中国形成“过度依赖”，也反对在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认为“这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与我们无关”。

更值得注意的是，凯南明确将中国划为“非核心利益区”，并认为其著名的“遏制”战略并不适用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他同样持审慎态度，反对以军事手段进行所谓“保卫”。这种克制，源于他对自身知识局限的坦诚——1980年访华后，他在日记中简短记录了杭州西湖之行，虽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正面观感，却也坦言自己对中国事务知之甚浅。

显然，在凯南的战略框架里，无论从地缘政治考量，还是基于他对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都认为美俄之间的理性融合与和解既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难以被外部力量撼动，也并不构成对世界的威胁。这种将中国置于全局视野中加以考量的方式，虽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却体现了一种超越简单对抗的战略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作者看来，“乔治·凯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毕生未放弃的三项事业：一是促进美俄之间的理性谅解与共情；二是在环保问题尚未引起大众广泛关注时就积极倡导环境保护；三是质疑人类对机器的过度依赖以及对自然和手工艺的忽视。

凯南很早就提出“开发替代能源的紧迫性”，并警告说：“工业社会埋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即无法呼吸的空气、无法饮用的水和饥荒。”“环境危机意识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相形见绌。”他希望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能给幻灭的年轻人带来“新的希望和创造力”。对铁幕两边的人们而言，爱护地球有可能成为超越分歧的共同使命。他希望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无聊、病态且极度危险的”冷战对抗中转移到这一议题上来。

诚然，凯南作为杰出的、极具洞察力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享有世界声誉，但作为一部传记作品，本书作者始终秉承理性、客观的写作态度，对凯南的历史局限与污点也并不回避。

几乎从年轻时起，凯南就秉持白人精英（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至上的观念，推崇“单一民族文化”的理想。他的种族主义倾向、反对移民的立场、反犹思想、父权主义观念与性别歧视言论，均备受指责。“他的孩子们过去常常在餐桌上局促不安，因为他们聪明博学的父亲会滔滔不绝地说出种族主义的言论。”他甚至“主张在必要时用武力夺取和控制伊朗及中东其他地区的油田——但他对成为帝国本身并不感兴趣”。作者写道：“他的这些偏见至今也令人无法接受。”

不过，读完这本书，人们往往会为凯南超越时代的远见所折服，也能清晰看到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局限性。在眼下这个变乱交织的年代里，凯南的思想遗产依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它能帮助我们以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视角理解今天的美国与世界格局。可以说，凯南的远见与局限，共同构成了我们审视当下、展望未来的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