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式机构的大臣，对皇帝不忠心，不跟皇帝的步调走，直接换掉就行了，何必多此一举呢？

因为权臣篡位要收买人心，要稳定朝局，因此不好刚篡位就把人踢走。

我实名反对所谓的“秦制和君主专制下……皇帝天生不会信任任何人，任何人也都想上位”这种庸俗化的解释。

已有的回答中有答主提到的“用侍中、尚书组成中朝，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但这就是错的，中朝从未架空过丞相，只在魏晋之间架空过三公。

为方便理解，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唐朝建立之初，“标准”状态下的三省六部制，政务如何运作？

有一个常见的错误理解认为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但实际上，对于律令格式范围内的政务，尚书省是决策机构。这类政务经尚书省八座集议，决策结果形成奏抄后报门下省审核，通过后再送皇帝御画“闻”，皇帝只需要知情而不必参与决策。

而当政务在律令格式范围之外时，尚书省就需要把政务送至御前，由皇帝在中书省辅佐下敕裁并形成可对外宣行的王言之制，再送门下省。

举初唐的例子，是想要说明两点：

第一，初唐三省制下地位最高，被视为“政本”的尚书省，在政务决策上与皇帝存在着分工。

第二，初唐的皇帝需要一个中书省来辅助其作出决策。

我们回过头说西汉。

西汉时期，皇帝与丞相之间在政务决策上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尤其是西汉初年实施黄老清静无为政治，在具体统治中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皇帝不但很少主动提出新的政策和措施，而且“汉典旧制，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这一时期，君主对丞相只从总的方面检查他治理天下的效果，好则封赏，坏则罢黜、惩罚，其余则不多干预。

汉武帝亲政后，这个局面被彻底逆转。汉王朝经过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他当然不可能再坐等丞相来“请事”，他摆脱旧制，主动提出种种政策和措施，将汉初黄老清静无为方针转变儒家积极有为方针。

而要成为儒家大有为之君，汉武帝就需要一批人辅佐他作出决策。一方面，原本沿用秦制，设于宫中执掌内廷文书的小官尚书开始从丞相、御史大夫处接收一部分档案、文书、资料以作为皇帝决策的依据，尚书的权力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汉武帝提拔了一批有才干、多智谋的士人为近臣，“并在左右”，为他出谋划策，这就是中朝的发端。前面说过，尚书本身不是中朝官，因为尚书不参加议政，而只负责为中朝官议政和皇帝决断收集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也就是说，中朝官与丞相之间是类似中书省和尚书省的分工关系，并不存在中朝官架空丞相。丞相依然在正常行使自己的职权，只是皇帝亲自裁决的事情，丞相很多时候只能“谨奉诏”。

汉武帝这套任用近臣的做法在汉昭帝时期最终形成制度。汉昭帝冲龄即位，根本没有处理朝政的能力。一般这种情况，会由太后垂帘听政，代表皇帝视事。但汉武帝由于自身经历，担心“主少母壮”，去世前赐死了钩弋夫人，以中朝官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作为昭帝的代理人，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之，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形成制衡。

霍光不是皇帝，指挥大臣不得不有所顾虑。在他秉政期间，为了增重自己的权威、巩固权势、协调与丞相为首的朝臣的关系，他将中朝官的选任和议政进行了制度化，将汉武帝时期临时性的措施变成了制度。而这套制度和后来皇帝巩固统治的需求无害而有益，因此在汉宣帝亲政后被继承了下来。

中朝官制度形成以后，丞相也没有被架空，或者说不可能被架空。西汉丞相、御史大夫二府属官近四百人，而尚书机构到汉成帝时期也只有11人，将军开府要等到东汉末年，中朝官根本没有能力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任务接过来。

《汉书.翟方进传》记载

永始二年……丞相官缺，群臣多举（翟）方进，上亦器其能，遂擢方进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户。……为相公洁，请托不行郡国。 持法刻深，举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诋，中伤者尤多。如陈咸、朱博、萧育、逢信、孙闳之属，皆京师世家，以材能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而 方进特立后起，十余年间至宰相，据法以弹咸等，皆罢退之。……方进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

翟方进担任丞相的第十年，汉成帝因天变，赐册责备翟方进治理天下不善：

“皇帝问丞相：君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加以疾疫溺死，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吏民残贼，殴杀良民，断狱岁岁多前。上书言事，交错道路，怀奸朋党，相为隐蔽，皆亡忠虑，群下凶凶，更相嫉妒，其咎安在？ 观君之治，无欲辅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夙夜未尝忘焉。朕惟往时之用，与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数。 君有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后议者以为不便，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醪。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醪。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务便百姓以辅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外焉。”

可见即使是在汉成帝时期，大将军王凤、车骑将军王英相继在中朝辅政的背景下，丞相依然掌握着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汉成帝对丞相的奏请，在自己搞不明白的时候仍会按照汉初“靡有不听”的传统“随奏许可”。

东汉建立后，由于光武帝“政不任下”、“躬好吏事”，尚书机构进一步扩大，增加至几十人。另一方面，西汉末年的“奉天法古”运动中，丞相、御史大夫二府被撤销，其职权分属按照《周礼》设置的三公。但这只是量变而非质变，三公依然掌握着议政权和百官执行权。汉和帝时，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与辅政的车骑将军窦宪对立，袁安和任隗还能监督百官不执行政令。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袁）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卫尉笃、执金吾景各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后汉书.袁安传》

真正的质变发生在魏、晋时期，对于这一改变，马端临的论述颇为精到：

自後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夺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谓三公者，古有其官，虽鼎命将迁之时，大权一出於私门，然三公未容遽废也，故必择其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者居之。东汉之末，曹公为丞相，而三公则杨彪、赵温，尚书令、中书监则二荀、华歆、刘放、孙资之徒也。魏之末，司马师、昭为丞相，而三公则王祥、郑冲，尚书令、中书监则贾充、荀勖、锺会之徒也。盖是时，凡任中书者，皆运筹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备员高位，畏权远势之人。而三公之失权任，中书之秉机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汉废於哀帝之时。东汉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处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处司马师、昭。及晋则不置，正苻坚所谓"朕以龙骧建业"之说也。然东晋以至宋、齐、梁、陈、隋皆有之。夫中书监既为宰相之任，则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为宰相之任，而尝为擅代之阶，则废其名字可也。今观魏以後之官品，中书监仅为三品，而黄钺大将军、大丞相、诸大将军则为一品、二品。然此数官者，未尝以授人，特宋、齐、梁、陈、隋将受禅则居之，此外则王敦、桓温、侯景亦尝为之。夫高官极品不以处辅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乱臣贼子递相承袭，以为窃取大物之渐，非所以昭德塞违，明示百官也。——《文献通考.职官三》

简单的说，曹氏、司马氏都是先建立霸府，再择机篡位称帝。在他们篡位之前，权力已经集中在霸府，三公真正被架空了。等他们篡位之后，出于收买人心、稳定政局的需要，支持他们的前朝三公不能被调走，汉代没有荣衔，后来的阶官体系本就是汉末魏晋的乱局中发展出来的，当时的官僚制度下没有地方能安排这些人。这样原来在霸府内处理政务的属官们，在新朝建立后便只能被安排在尚书系统。

尚书系统便这样真正侵夺了三公的职权，三公从有实际职权的宰相之职演变成位高而无所统的荣衔。

以官员选举为例：

太祖为司空丞相，（毛）玠尝为（丞相府）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三国志.毛玠传》

而与霸府元从进入尚书系统相配套，尚书台在统治机构中的地位也大幅提升。首先是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正式成为独立机构。其次尚书系统的官员品位得到提高，汉代尚书令秩千石、仆射及尚书六百石，莫说号称“秩万石”的丞相与三公，哪怕与中二千石之九卿比也相差甚远，而到曹魏时，尚书令、仆射及尚书依新官品与九卿同为第三品，且班次还在九卿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