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远了，我说。|不疑|人世间|地方话|太远了|巴士|康健|茉莉

2月初，我好像得了某种新鲜的病症，实际上没有真正得到医生的确诊，全凭过去几十年间的经验判断，用社交媒体上很时兴的词来说，便是由焦虑症带来的解离感。原因要仔细追究起来恐怕早已在过往的岁月里无迹可循，但粗略来看，恐怕可以归咎于时常提心吊胆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我总是担心突然下坠的电梯，害怕高楼上意外掉落的广告牌，担忧身体是否康健，甚至会时常梦见死亡、逃杀，还有各种可怕的突发情况。

有时我只是乘坐电梯前往顶楼，却立刻想到一个人被机器承载着，虚浮地向上攀登，脚下若没有这块钢板的支撑，便可能立刻掉落，毫无办法。下一秒晕眩感就从脖颈处袭来，连同双腿颤抖发软，心跳加速，身体僵硬。我只能伸手用力掐住后颈的皮肤，反复抠挖，用痛觉把意识牵引回来。于是我得出结论：越是疼痛，才越能够感受真实世界的存在。

这类情况还会出现在我长期面对手机或其他电子媒介的时候，会猛然间失去对周遭事物的判断能力，如同眼盲耳聋的人，忘记自己究竟身处何处。更直接的形容是，我会变成被圈养在笼子里动物，在不断重复同样一件事、经历毫无变化的生活之后，开始无意识地绕着笼子打转，好像身体和精神都不再属于自己，我只拥有逐渐褪色的，失去光泽的灵魂碎片。

最严重的一次，我需要敲开邻居奶奶的房门，握着她的手来缓解这种眩晕感，像是有人逼迫我坐了十几圈的旋转木马一样头重脚轻。

这样的症状出现过很多次，大部分只是十几秒左右的事情，当身体感受到疼痛时，意识就会重新回到清醒的头脑里。虽然没有明显且持续的病灶，但我还是谨慎地前往医院，并寄希望于现代科学能够给予这些奇怪的症状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当然一切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多半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其他让我对这一结论确信不疑的证据，就是当我走近急诊室，明晃晃的、惨白的灯光照在预诊台上，护士疲倦到耐心尽失，高声斥责一位胸痛患者没有准确地报出医保所在地；远处急诊室的灯光亮着，医生从门里探出头来高声催促着谁的家属赶紧缴费；白色的被褥铺在长长的走道上，几个保安模样的人走过去，警告他们这里不允许躺卧。

就只几秒钟，我又呼吸不到氧气了。我想，如果此时一个人恳求神明赐福，祂大概率也需要你虔诚地缴费，意识清明地按照轻重缓急整理好愿望清单，并告知你所需要承担的祈福风险与仔细阅读最后一行【后果自负】。

死亡、人、机械化的程序、数字、工具、周而复始的生活。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待身旁的机器吐出几份标满【正常数值】的报告单。血氧正常、血压正常、心电图正常，一切机器能够提供的数据都是正常。一根冰凉的针头扎进手臂青色的血管，三管血液就这样简单地换来四张【正常】的报告单。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那剩下的只能是我的精神出了毛病。这倒是件稀奇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和这类问题会打上什么交道，但也没觉得惊讶，现代人有些心理疾病几乎和感冒发烧一样正常。考虑到脑科医院的普通号都已经排到3月，便也没什么好着急的，照常休假、回家，和一群还会尿床的小孩玩捉迷藏，在年夜饭上听中年人谈事业谈家庭谈未来，谈鸡毛蒜皮谈柴米油盐，我只负责吃负责扯扯嘴角，负责思考我的意志足不足以对抗正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问题。

思考是没有结果的，而我的意志也没有强大到自主克服那些毛病。之所以没有再把这些问题挂在嘴边，是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除了要和7岁的小孩躲猫猫、看无聊的中年人们在饭桌上推杯换盏、在毫无商业气息的贫瘠的小镇里等太阳落山，还要想着15块钱的巴士什么时候发车，带着我和隔壁村背着一筐竹笋的奶奶进城，我去看一场商业电影，她去做她的小本买卖。

奶奶不会说普通话，我不会听地方话。我们俩却一起站在车站研究下一班巴士启程的时间，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她可能是问了几句关于我顶着的橘黄色头发，我估摸着回了几句她的竹笋在哪里挖的。

最后谁也没听懂谁说的话，巴士就从远处摇摇晃晃地来了。我不知道奶奶最后卖出去多少竹笋，但我是错过了最后一班回镇子的巴士。

巴士站牌老得和废品站拖出来的破铜烂铁差不多，谁能看清那是18点还是19点。我眯着眼睛凑近，认命之余，我想到奶奶的一筐竹笋，真诚地希望她已经把它们全都换成了乖巧的人民币。

乖巧的人民币可以支付15块钱的巴士费，可以让她再种很多很多的，挺拔的竹子。

我的口袋里就有很多乖巧的人民币，但它们换不来一辆回小镇的巴士。所以我只能求助镇上正准备胡上十三幺的姐姐，百无聊赖地找了间奶茶店坐着，等她开车上来——就是所谓的「进城」。当然，小城里的店铺没有品牌主理人，只有此起彼伏的打牌声混杂着地方话的哈哈大笑；没有高级的深烘咖啡豆，只有12块的茉莉奶绿。

其实我不想打那通电话，怎么说也是因为不想在镇上继续和小屁孩玩没营养的游戏才逃出来的，如今又让人特地上来带我回去。于情于理——算了，于情于理，我都得麻烦这一趟。

约莫40分钟，楼下就传来一群小孩的声音。十来秒后，他们全都恨不得四脚并用地爬上楼梯，笑盈盈地涌现在我眼前。

两个7岁、一个8岁，还有一个12岁，以及44岁。最后一个是我姐，她正坐在我对面，嘬我喝剩的茉莉奶绿。

剩下的几个陆续扑在我身上，谁叫我是家里最受欢迎的姐姐。

太近了，我说。你们离我太近了。

所有的柔软的手掌都触手可及，红扑扑的脸贴紧了我的手臂，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环绕着我，包裹着我，问我：

“姐姐，你在干嘛呀。”

我抬头，搂住其中两个最小的孩子坦然地笑了：在忙着赚钱，在忙着用更多的钱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一个人和四只猫一起努力地生活，吃相同的外卖，看千篇一律的连续剧，倒装得满满的垃圾桶；在整理难懂的人际关系、在一刻不敢松懈地工作、在没日没夜地焦虑生活的琐事、在日复一日的醒来和睡去里思考电梯能不能坐、广告牌什么时候掉下来，以及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干嘛呢？在忙着生存，忙着向前，忙着被计算成数据，忙着让人工智能替代一切，忙着看焦虑、忙着生气、忙着迷茫，但就是没忙着回家，没忙着拥抱你们，没忙着和你们玩幼稚的游戏，没忙着抽出时间蹲在田埂上，看太阳从山的那头掉落。

太远了，我想。我离你们太远了。

我不关心曾经我也喜欢的烟花炮竹，不会满心欢喜地去捡林间小路旁掉落的野板栗，对你们说的话不感兴趣，不再为满满一袋子的零食兴奋，不在意今天饭桌上究竟有没有一听可乐。我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再满足于这些早就唾手可及的东西。相应的，我也不会为下星期的视力检测担心，也不会为老师上课的点名而焦虑，更不可能再因为一些小事就哭着回家找妈妈，在怕黑的夜晚搂紧身边的人。我是个成熟的大人，可以自己打车去医院看病，可以自己坐飞机去另一个国家游玩，可以关着灯一个人睡觉，可以点燃鞭炮，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有了更多更多【可以】去做的事，有了很多很多【不再】想做的事，却偏偏忘记，我必须先和真实的人、真实的世界，连接起来。

而不是只和电子设备里的人聊天，只注意钢筋水泥筑成的楼房，只盯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只考虑【未来的可能】却忽视【当下的正在发生】。

我像只飘飘然的气球，失去了牵引绳，所以眩晕，所以迷茫。医院拯救不了我这样【撒手没】的气球，他们只治身体的病，治机器可以观测到的病，治数据显示错误的病，而我不是，我是只气球，我精神有病，我需要有人跳起来，把我拽回地面，给我拴在手上。

我就不会缺氧了。

原来我要的不是抠挖脖颈的疼痛感，是真实的存在。

返程的路上很拥挤，两个7岁的双胞胎捧着茉莉奶绿靠在我身旁提问十万个为什么，8岁的小女孩一路都在抱怨没有和我贴着坐，12岁的准初中生借走了我的手机。此起彼伏的笑声和没完没了的提问让我的大脑同样变得很拥挤，所以这回，我不负责思考我的意志，我只负责保持拥抱和观看窗外绵延的山丘。

近一点，再近一点。

让我品尝春风的味道，绘出山峦的模样，让我回到真实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