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六祭祖，口号喊得越齐，我爸的脸越黑|口号|大年初六|牌位|祠堂|祭祖|财神|迎福

香灰飘落，满堂肃穆，爷爷忽然放下香，在烟雾缭绕中转过身盯着我们——那眼神里没有节日的喜庆，只有一种看透宿命的悲哀。

打记事儿起，每年大年初六，天刚擦亮，我们家族的人就得往祠堂赶。一家出一两个人，不能缺。男人们翻出压箱底的深色衣裳，女人们多是素色，聚在青砖灰瓦、挂着祖宗画像的老屋里。

这事儿，爷爷最看重。他是长辈，也最信这套。他会点燃三炷比小孩儿手腕还粗的高香，插进那尊泛着绿锈的青铜香炉，然后领头跪下。接着，就是那套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的词儿：

“一拜，送穷困晦气，家门永清宁！”

“二拜，迎福禄财神，人旺家业兴！”

“三拜，佑开市大吉，买卖遍四方！”

最后，所有人跟着爷爷，用天南地北的口音，参差不齐地喊出那句：“送穷迎福，开市大吉！” 声音在祠堂里撞来撞去，有的快，有的慢，还有人总把“开市”念得像“开始”。我小时候老觉得这调子有点滑稽，像一群人在练什么歪了调的合唱。

喊完，大人们互相拱手，说着“今年发大财”、“顺风顺水”之类的场面话，表情就松下来了。孩子们能分到几颗糖，仪式就算完了，各回各家，该干嘛干嘛。

我爸是我们家的代表。他是个木匠，手巧，话少。在祠堂里，他总是站在后排，跟着跪，跟着拜，跟着张嘴。可我总能看见，当那句“开市大吉”被大伙儿用杂乱的调子喊出来时，他嘴角会往下轻轻一撇，眼神飞快地从祖宗牌位上滑开，看地上，或者看门外。

他脸上没表情，可那一下细微的撇嘴，和他那双被木屑划了无数小口子的、粗糙的手的轻轻一蜷，让我觉得，那口号好像不是祝福，倒像块石头，沉甸甸地砸在他肩上。

爷爷讲究。香要烧得笔直，灰不能断；头要磕到实处；喊口号时，他眼睛像探照灯，扫过每个人的嘴。谁要是走神，或者声儿小了，事后准能听到他拐弯抹角的“点拨”。我爸，就常是被那目光扫到的人。

我当时不懂，觉得是老人事儿多。家里其他人，好像也把这当成个每年必走的过场，一种习惯。走了，这年才算真的翻篇。心里到底信不信，没人问，也没人说。

真正捅破窗户纸的，是我上高中那年。

那年，我爸包的一个小工程黄了，老板卷钱跑了。他垫进去的本钱，还有几个工人的工钱，全打了水漂。那个年，家里过得又紧巴，又安静，空气都像是冻住的。初六，祠堂的香，照常点。

一切如旧。上香，跪拜，唱和。轮到喊口号了，爷爷的声音特别洪亮，好像想用这声音把家里的霉运都吼走。众人跟着喊：“送穷迎福，开市大吉！”

声音在房梁上嗡嗡地响。就在这声音快要落下去的空当里，一直闷不吭声的我爸，忽然用不大、但前排人绝对能听见的声音，几乎是咬着牙，蹦出一句：

“送什么送…穷就在这儿坐着呢，没走过。”

祠堂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只剩香头烧着时那点“滋滋”的微响。所有人的目光，惊的，愣的，带着责备的，全钉在我爸身上。爷爷举着香的手，僵在半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就那么死死瞪着他儿子。

我爸没抬头，还跪在那儿，背却挺得笔直，像根撅着的木头桩子。那是我头一回，看见他在这个场合，露出这么硬、这么明显的“不敬”。那不是以前那种细微的下撇，这是一次闷雷似的、炸在所有人耳朵里的顶撞。

仪式草草收了场。那年的“开市大吉”，听起来比哪一年都虚，都空。回家路上，我爸一声不吭，步子踩得又重又急。我知道，祠堂里那块维持了多年的、名叫“体面”的布，被他那句话，撕开了一道再也缝不上的口子。

后来几年，我爸还是去祠堂，还是跪，还是拜，但那句口号，他再也没发出过声音。他只是动动嘴唇，把自己淹没在周围的声浪里。爷爷的目光有时会在他身上停很久，有痛心，有不解，后来，好像也多了点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而我，开始重新“听”那口号。我听到大伯声音里的累，他开的小饭馆一直半死不活；听到堂哥声音里的漂，他毕业在家待了快两年了；听到婶婶声音里那点小心翼翼的盼，她男人一年到头在外头打工……那句被喊了无数遍的“开市大吉”，原来后面拴着的，是一家家具体的难，一个个具体的盼。

它不再是一句吉祥话，它变成了一面镜子，照着我们心里对“穷”的怕，对“顺”的想，还有横在眼前那道现实和愿望之间的沟。老规矩没变，但看规矩的人，心变了。

去年，爷爷身体不行了，仪式换成了大伯主持。流程照旧。可就在要喊口号前，爷爷颤巍巍地抬了抬手，让大伙儿静一静。

他慢慢看了一圈祠堂里的子孙，目光在我爸那儿停了停，哑着嗓子，慢慢说：“老规矩…是盼你们好。可这‘穷’怎么送，‘福’怎么来，祖宗没定死章程。”

他喘了口气，看着香炉里往上飘的青烟：“心到了，比嗓门大小管用。人全乎，比调子齐不齐要紧。都好好的，比啥吉利话都强。”

祠堂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然后，不知道谁带的头，大家又喊起了那句：“送穷迎福，开市大吉！”

声儿还是不齐。有的亮，有的闷，有的迟疑，有的带着点劲。可怪了，这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声音，混在一起，反倒比以往任何一次整齐的喊声，都更有劲，更像是一大家子人，真的挨在一块儿了。

我爸站在人堆里，依旧没出声。可我看见，在声音落下的时候，他对着祖宗的牌位，深深地、重重地，鞠了一躬。腰弯下去的角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深，都要诚。

我忽然就懂了。当年他那句“穷就在这儿”，和今天这个沉默却用尽力气的鞠躬，其实是一回事——是认清了生活到底有多沉，然后，一声不吭地，把这担子，接到了自己肩膀上。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或许送不走真正的穷神，但它用一年一次的方式，把一家人拢到一块儿，让你在各自扑腾的生活里喘口气的时候，能互相看一眼，知道根在哪儿，也知道，日子还得这么过下去。

那声调子不齐的“开市大吉”，喊了一辈子，原来不是喊给祖宗神仙听的，是喊给咱们自己人听的。

走出祠堂，马年的日头明晃晃的，有点扎眼。每个人又要转头，扎进自己那一摊子生活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