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长河中，切块设市作为县级市设立的重要模式之一，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诉求，见证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与行政区划改革的迭代演进。不同于整县改市的全域转型，也区别于撤地设市的区域整合，切块设市以“局部切割、精准设市”为核心特征，将县（自治县、旗、市）的部分行政区域——多为县城、中心镇、重要工矿区、交通枢纽等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与原县域分割为两个及以上县级以上行政区，形成“县市并存、协同发展”或“市区分离、各司其职”的行政格局（浦善新，2006:95）。这种设市模式，既是应对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灵活举措，也是适配不同历史阶段工业发展、城镇建设、边疆治理等需求的重要探索，其形成、发展与变迁，深刻反映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勾勒出一幅兼具时代性与实践性的行政区划调整画卷。
追溯切块设市模式的源头，其思想雏形可远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矿区管理实践，而正式形成制度化模式，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起步、行政区划体系完善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切块设市并非凭空创设，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核心是为了破解特定区域“发展需求与管理体制不匹配”的矛盾——在县域范围内，部分区域因资源禀赋、政策扶持、区位优势等因素，率先形成了一定的城镇规模和非农产业基础，其发展需求远超普通乡村区域，而原有的县域管理体制以农业生产、乡村治理为核心，难以适配这些区域的工业发展、城镇建设和公共服务需求，因此，通过“切块”的方式单独设市，赋予其更具针对性的管理权限和发展自主权，成为当时最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起步，“一五”计划期间重点布局了一批工业项目，其中不少项目落户于县域范围内的资源富集区或交通便利地带，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工矿区。这些工矿区聚集了大量企业职工和非农人口，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生活社区，其管理需求与以农业为主的县域管理存在显著差异——工矿区需要统筹工业生产、职工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务，而原县域政府难以兼顾工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双重需求，导致工矿区发展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和管理保障。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试点设立“工矿区”建制，如辽宁阜新、黑龙江鹤岗等，虽多为临时性建制，未形成规范的设市模式，但已蕴含“局部区域单独管理”的核心思想，为后续切块设市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1954年，我国正式确立“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体系，专区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统筹辖区内县级行政区管理。这一时期，部分工矿区、交通枢纽因发展需要，逐步从县域中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成为切块设市的早期实践。例如，1956年，四川省从隆昌县划出部分区域设立县级内江市，以适配当地蔗糖工业发展的需求；1958年，甘肃省从玉门市划出部分区域设立县级嘉峪关市，依托当地钢铁工业基地的发展需求，强化工业管理职能。这一时期的切块设市，数量较少、标准宽松，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设立核心多为服务国家工业建设，属于“按需设市”的探索阶段，其设市区域主要集中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部传统工业基地，设市后主要承担工业生产和职工管理职能，城镇功能相对单一。
1966年至1976年，我国行政区划调整陷入停滞，切块设市实践也基本处于暂停状态。这一时期，原有切块设立的县级市大多维持现状，管理模式未发生明显变化，部分工矿区县级市因工业生产受影响，发展陷入缓慢状态。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城镇化进程逐步启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切块设市模式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类型划分和设市逻辑，成为县级市设立的主流模式之一。
根据用户给出的核心定义及切出区块的性质差异，结合我国切块设市的实践历程，切块设市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相互区别、各有侧重，分别适配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共同构成了切块设市模式的完整体系，也见证了我国切块设市实践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切块设市，其形成背景、发展路径和时代影响各不相同，清晰反映了我国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发展需求的精准适配。
第一种类型，是以原县城为基础切块设立新的县级市。这种类型是切块设市中最常见、最成熟的一种，也是20世纪80年代整县改市模式兴起之前，切块设市的主流类型。县城作为一个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往往聚集了县域内最优质的资源、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最集中的非农人口，工商业基础相对雄厚，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具备设立县级市的良好条件——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实力，还是公共服务、市政设施，都远超县域内其他区域，因此，以县城为基础切块设市，条件最为成熟，实施难度最小，也最容易实现设市后的快速发展。
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核心逻辑是“剥离县城的城镇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县级市，原县域继续保留，专注于乡村治理和农业生产”。具体而言，就是将县人民政府驻地的城关镇及周边少量近郊区域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管辖范围以县城核心区域为主，原县的剩余行政区域继续保留县的建制，与新设立的县级市并列，同属地级市或地区管辖，形成“县市并存”的行政格局。例如，1978年9月，安徽省为推动六安县县城的城镇化发展，强化其区域中心地位，以六安县的城关镇及周围9个生产队为行政区域，设立了县级六安市，六安县继续保留建制，与县级六安市同属六安地区管辖，县城的城镇功能与县域的农业功能实现分离，各自聚焦自身发展重点。
以原县城为基础切块设市，虽然具备条件成熟、实施难度小等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最突出的问题是容易形成新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发展空间受限。一方面，县城被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后，与原县域形成行政分割，原县域的乡村区域失去了县城的辐射带动，城乡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切块设立的县级市管辖范围狭小，仅局限于原县城及周边少量区域，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集聚，城市扩张空间严重不足，难以承载工业扩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升的需求，制约了城市的长远发展。
此外，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还可能导致行政资源浪费和管理效率低下。“县市并存”的格局，意味着同一区域内存在两个县级行政机构，分别负责县级市的城镇管理和原县域的乡村治理，两者在规划、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容易出现协调不畅、重复建设等问题，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整县改市模式的兴起，以原县城为基础的切块设市模式逐步退出主流，原有通过这种方式设立的县级市，大多在后续的行政区划调整中，通过“地市合并”“撤县并市”等方式，升级为地级市或并入其他地级市辖区。
除了用户提及的1978年安徽县级六安市的案例，还有多个典型案例印证了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实践。例如，1979年11月，湖北省为推动鄂东地区城镇化发展，从鄂城县划出城关镇及周边5个农村生产大队，单独设立县级鄂城市，与鄂城县形成“县市并存”格局，同属黄冈地区管辖，这是鄂东首个县级市，依托鄂钢、水泥厂等工业基础，迅速成为区域经济亮点。但由于辖区范围狭小、发展空间受限，且与一江之隔的黄州镇（黄冈地区驻地）资源难以统筹，仅存在四年便在1983年被撤销，与鄂城县、黄州镇合并设立省辖鄂州市，原鄂城市区域成为鄂州市的鄂城区，其短暂的兴衰也印证了这种切块设市类型的局限性。又如，1981年，江苏省以江都县的邵伯镇及周边区域为基础，切块设立县级邵伯市，后因发展空间受限，于1983年撤销，重新并入江都县；1983年，浙江省以吴兴县的湖州镇为基础，切块设立县级湖州市，后随着地市合并，升级为地级市，原吴兴县撤销，并入湖州市辖区。如今，当年通过这种方式设立的县级市，大部分已升级为地级市或并入地级市辖区，仅少数保留县级市建制，成为这种切块设市类型的历史遗存。
第二种类型，是以非县城的中心镇为基础切块设立新的县级市。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核心特征是“跳出县城，选择县域内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心镇作为设市核心”，相较于以县城为基础的切块设市，其设立条件相对宽松，实施阻力相对较小，主要适配于县域内存在多个发展热点、县城辐射带动能力有限的区域。中心镇作为县域内除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节点，往往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或政策扶持，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工商业基础和人口规模，拥有较为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较大，且与原县城保持一定距离，不会与县城形成直接的发展竞争，因此，以中心镇为基础切块设市，既能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又能避免对原县城发展的冲击，同时也能带动周边乡村区域的发展。
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设立逻辑是“培育县域副中心，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具体而言，就是选择县域内非农产业发达、人口集聚明显、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中心镇，将其及周边少量近郊区域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管辖范围以中心镇为核心，辐射周边部分乡村区域，原县的建制继续保留，与新设立的县级市协同发展。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最大的优势的是发展潜力大、行政阻力小——中心镇的发展往往没有县城那么多的历史包袱，且与原县域的发展定位差异较大，能够形成产业互补，因此，在实施切块设市过程中，更容易获得当地群众和政府的支持，也更容易实现设市后的快速发展。
用户提及的1980年河南省县级驻马店市的设立，便是这种类型的典型案例。1980年9月，河南省为推动豫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建设和工商业发展，撤销驻马店镇，恢复县级驻马店市，以确山县驻马店镇及附近的烧山、塘房庄、周庄、邓瓦房4大队的行政区域为驻马店市的行政区域。驻马店镇作为确山县内的中心镇，并非确山县城（确山县城为盘龙镇），但它是豫南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广铁路、京港澳高速（当时为107国道）穿境而过，工商业基础雄厚，人口集聚明显，具备设立县级市的条件。设立县级驻马店市后，驻马店镇的交通枢纽功能和工商业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逐步发展成为豫南地区的区域中心，而确山县则继续聚焦于乡村治理和农业生产，两者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发展格局。后续，随着驻马店市的不断发展，1983年，驻马店地区撤地设市，原县级驻马店市成为驻马店市驿城区，完成了从切块设市到地级市辖区的转型。
除了驻马店市的案例，我国还有多个以非县城中心镇为基础切块设市的典型实践。例如，1981年，广东省从中山县划出石岐镇及周边区域，切块设立县级中山市，石岐镇作为中山县内的中心镇，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设市后快速发展，1988年升级为地级市；1982年，浙江省从绍兴县划出绍兴镇及周边区域，切块设立县级绍兴市，与绍兴县并存，1983年绍兴地区撤地设市，原县级绍兴市成为绍兴市越城区；1983年，江苏省从常熟县划出虞山镇及周边区域，切块设立县级常熟市，虞山镇作为常熟县的中心镇，经济实力雄厚，设市后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标杆，至今仍为县级市建制。这些案例表明，以非县城中心镇为基础的切块设市，能够有效培育区域增长极，推动中心镇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实现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第三种类型，是以国企建址地、重要工矿区、交通枢纽、边境口岸、风景名胜区等为基础，切块设立新的县级市。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设立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核心是为了扶持国企发展、强化工矿区管理、完善交通枢纽功能、加强边境治理或推动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其设立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国防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紧密相关，是国家统筹特定区域发展的重要行政区划手段。
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切出的区块往往具有鲜明的特殊性——要么是国企集中布局的区域，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统筹企业生产与职工生活；要么是重要工矿区，资源富集但生态环境脆弱，需要强化资源开发管理与生态保护；要么是交通枢纽，承担着区域内外的物流、人流中转功能，需要完善的城镇配套设施；要么是边境口岸，承担着国防安全与对外贸易的双重职能，需要加强边境治理与涉外管理；要么是风景名胜区，需要统筹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这些区域的发展需求，与原县域的农业主导、乡村治理定位差异巨大，原县域政府难以适配其特殊的管理需求，因此，通过切块设市，单独设立县级市，赋予其针对性的管理权限，成为保障这些区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用户提及的案例，精准体现了这种类型的切块设市特征。1981年，河南省设立县级义马市，以原义马矿区的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核心目的是为了强化义马矿区的煤炭资源开发管理，扶持当地煤炭产业发展。义马矿区是豫西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聚集了大量煤炭企业和职工，原有管理模式分散，难以统筹煤炭生产、安全管理与职工生活保障，设立义马市后，专门负责矿区的管理与发展，有效推动了煤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如今，义马市已成为河南省重要的能源基地县级市。1988年，山西省设立县级古交市，以原古交工矿区的行政区域为其行政区域，古交工矿区是太原西山煤矿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资源丰富，设立古交市后，强化了煤炭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统筹管理，推动了当地工业与城镇的协同发展。
除了上述案例，我国还有大量此类切块设市的实践，涵盖工矿区、交通枢纽、边境口岸、风景名胜区等多种类型。在工矿区方面，1977年，河南省设立县级舞钢市，以舞阳县南部的舞钢工区为基础切块设立，舞钢是国家“三线建设”重点钢铁基地，设立县级市后，专注于钢铁产业发展，依托钢铁产业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成为工矿区切块设市的典范；1969年，湖南省设立县级冷水江市，析出新化县西南部的冷水江镇、矿山乡等锡矿山锑矿核心区，冷水江因“世界锑都”闻名，矿冶历史逾百年，切块设市后，获得独立财税与规划权限，加速了锑产业技术升级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锑品供应重要基地；1980年，四川省设立县级华蓥市，以华蓥山工矿区为基础切块设立，聚焦煤炭、建材等产业发展，成为川东重要的工业县级市。
在交通枢纽方面，1986年，湖北省设立县级枝江市，以枝江县的枝江镇及周边区域为基础切块设立，枝江镇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枢纽，也是焦柳铁路的重要节点，设立县级市后，完善了交通枢纽配套设施，推动了物流、航运产业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1992年，广西设立县级东兴市，以防城县的东兴镇为基础切块设立，东兴镇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边境口岸和交通枢纽，承担着与越南的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职能，设立县级市后，加强了边境治理与涉外管理，推动了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
在边境口岸方面，1992年，云南省设立县级畹町市，以瑞丽县的畹町镇为基础切块设立，畹町是我国通往缅甸的重要边境口岸，具有重要的国防和对外贸易意义，设立县级市后，强化了边境口岸管理与涉外服务，推动了中缅边境贸易的发展（后于1999年并入瑞丽市）；1993年，新疆设立县级塔城市，以塔城县的塔城镇为基础切块设立，塔城镇是新疆西北部重要的边境口岸城市，设立县级市后，加强了边境治理与区域发展，成为新疆西北部的区域中心。
在风景名胜区方面，1982年，浙江省设立县级建德市，以建德县的城关镇及新安江风景名胜区周边区域为基础切块设立，核心目的是为了统筹新安江风景名胜区的保护与开发，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建德市依托新安江的山水资源，成为知名的旅游县级市；1986年，海南省设立通什市（今五指山市），以保亭县的通什镇与红山农场、琼中县的畅好区与红岛区、乐东县的番阳区共同组成，此举系为服务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期布局，统筹海南中部热带雨林风景名胜区保护与黎族苗族聚居区治理，是多县切块设市的罕见案例，2001年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如今已成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管理区。
梳理我国切块设市模式的变迁历程，结合其发展阶段的特征，可将其划分为“探索起步期、快速发展期、规范调整期、萎缩衰退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切块设市实践，都与当时的国家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变迁轨迹清晰反映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演进逻辑和区域发展需求的变化。
第一阶段，探索起步期（1949年—1977年）。这一阶段是切块设市模式的初步探索阶段，核心特征是“按需设市、缺乏规范、数量稀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试点设立了一批工矿区县级市，如阜新、鹤岗、玉门等，这些县级市大多以工矿区为基础切块设立，管理职能单一，主要聚焦于工业生产和职工管理，缺乏规范的设市标准和管理模式。1954年行政区划体系确立后，切块设市实践逐步推进，但数量依然有限，且设立标准宽松，多为应对特定工业项目或交通枢纽的发展需求，未形成系统的类型划分和设市逻辑。1966年至1977年，切块设市实践基本暂停，原有切块设立的县级市维持现状，发展缓慢。这一阶段的切块设市，本质上是国家应对工业化起步需求的临时举措，为后续切块设市模式的规范发展积累了初步实践经验。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期（1978年—1996年）。这一阶段是切块设市模式的黄金发展期，核心特征是“类型齐全、数量激增、成为主流”。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城镇化进程逐步启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切块设市作为适配区域发展需求的灵活设市模式，迎来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政策，逐步规范切块设市的设市标准和审批程序，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工矿企业集中、城镇人口较多的地区，可切块设市”，旨在破解“小马拉大车”困境——即县城或工矿区经济已具城市规模，却受县级行政体制束缚，难以有效集聚资源、提升治理效能；1986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报告的通知》进一步细化标准，强调“切块区域应具备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与城市基础设施”，为实践提供了明确依据。
在政策引导下，切块设市实践快速推进，数量大幅增加，三大类型的切块设市均得到广泛实践——以县城为基础的切块设市成为主流，以中心镇为基础的切块设市逐步兴起，以工矿区、交通枢纽等为基础的切块设市也逐步增多，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这一时期，每年都有多个通过切块设市设立的县级市，截至1996年，我国县级市数量达到顶峰445个，其中，通过切块设市设立的县级市占比超过40%，成为县级市设立的核心模式之一。这一阶段的切块设市，有效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培育了一批区域增长极，缓解了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第三阶段，规范调整期（1997年—2012年）。这一阶段是切块设市模式的规范整顿与调整阶段，核心特征是“审批暂停、存量优化、数量减少”。1997年，由于此前切块设市、整县改市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盲目跟风设市，缺乏足够的发展基础；部分切块设立的县级市管辖范围过小，发展空间受限；部分“县市并存”区域出现行政协调不畅、资源浪费等问题，国务院紧急冻结了撤县设市（含切块设市）的审批工作，切块设市实践进入暂停状态。
这一时期，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转向对原有切块设立的县级市进行存量优化，通过“撤市设区”“撤市并区”“撤市并县”等方式，对发展质量不高、规模过小、布局不合理的切块设市县级市进行调整。例如，1999年，云南省撤销县级畹町市，并入瑞丽市；2000年，湖北省撤销县级鄂州市（原切块设立），并入黄冈市；2002年，四川省撤销县级华蓥市，并入广安市广安区；2011年，安徽省撤销县级巢湖市，并入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同时，1993年国务院《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虽未明令禁止切块设市，但大幅提高设市门槛，并强调“优先考虑整县改市”，进一步压缩了切块设市的发展空间。此外，部分切块设立的县级市，通过自身发展，升级为地级市，如中山、东莞、三亚等，原有“县市并存”格局被打破。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我国切块设立的县级市数量大幅减少，切块设市模式逐步退出主流，行政区划体系更加优化。
第四阶段，萎缩衰退期（2013年至今）。这一阶段，切块设市模式逐步萎缩，核心特征是“审批重启但侧重整县改市、切块设市罕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具备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将有条件的县城和重点镇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撤县设市审批工作逐步重启。但此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行政区划调整的导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更加注重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整县改市模式成为县级市设立的唯一主流模式，切块设市模式因存在管辖范围小、行政协调难、城乡分割等局限性，不再适应新时代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几乎没有新的切块设市实践，仅存在少量对原有切块设立县级市的存量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5月，民政部批复设立县级共青城市，以德安县的茶山街道、甘露镇、金湖乡及星子县（今庐山市）的苏家垱乡、泽泉乡为行政区域，这是1997年县改市暂停后，全国首个且迄今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切块设市案例，具有标志性意义。共青城源于1955年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创建的“共青社”，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承载特殊政治文化符号，切块设市旨在破解其长期“镇级管理、市级功能”的体制困境，赋能国家级赣江新区建设。这一案例是新时代我国切块设市的唯一实践，但其设立具有特殊性，并非普遍推广的模式，也未能改变切块设市模式萎缩衰退的整体趋势。如今，我国现存的县级市中，通过切块设市设立的仍有一定数量，但大多已通过后续调整，扩大了管辖范围，逐步摆脱了原有局限性，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
切块设市模式的变迁，并非偶然，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行政区划改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兴起与衰退，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需求相适配，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从历史作用来看，切块设市模式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行政区划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从积极作用来看，首先，切块设市有效推动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培育了一批区域增长极。通过切块设市，将县域内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单独划出，设立县级市，赋予其更灵活的发展自主权和更具针对性的管理权限，有效推动了这些区域的城镇建设、工商业发展和人口集聚，加快了城镇化步伐。例如，驻马店、义马、古交等城市，通过切块设市，快速实现了从镇、工矿区向县级市的转型，成为区域内的城镇中心，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其次，切块设市精准适配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需求，保障了国家产业政策、国防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工矿区、国企建址地为基础的切块设市，推动了我国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保障了能源、原材料的供应；以边境口岸为基础的切块设市，加强了边境治理和涉外管理，维护了边境安全，推动了边境贸易的发展；以交通枢纽为基础的切块设市，完善了我国交通网络配套，提升了区域交通枢纽功能。
再次，切块设市优化了区域发展布局，缓解了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县域内部，县城、中心镇、工矿区等区域与普通乡村区域，在发展基础、发展需求上存在巨大差异，切块设市将两者分离，让县级市专注于城镇发展和非农产业，原县域专注于乡村治理和农业生产，实现了“各司其职、协同发展”，有效缓解了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优化了区域发展布局。最后，切块设市积累了宝贵的行政区划调整经验，推动了我国行政区划体系的完善。切块设市作为一种灵活的设市模式，其在实践中形成的类型划分、设市标准、管理模式等，为我国后续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我国行政区划体系向更加科学、规范、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局限性来看，首先，切块设市容易形成新的城乡分割和行政壁垒。切块设立的县级市，管辖范围狭小，与原县域形成行政分割，导致两者在资源配置、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难以协同，容易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原县域的乡村区域失去县城的辐射带动，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其次，部分切块设立的县级市发展空间受限，难以实现长远发展。以县城、中心镇、工矿区为基础切块设立的县级市，管辖范围大多较小，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集聚，工业扩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都受到空间限制，发展后劲不足，不少县级市因此被撤销或并入其他区域，如鄂城市、邵伯市等。
再次，“县市并存”的格局容易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和管理效率低下。两个县级行政机构并存，需要两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和管理体系，增加了行政成本，同时，两者在工作协调中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区域发展。最后，部分切块设市缺乏足够的发展基础，盲目设市导致发展质量不高。在切块设市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部分地区为追求“设市”的虚名，盲目跟风，将不具备设市条件的区域切块设市，这些县级市设立后，因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和基础设施，发展陷入缓慢状态，成为“空心市”“弱势市”，浪费了行政资源。
如今，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进入提质增效阶段，行政区划调整的导向更加注重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整县改市模式成为县级市设立的主流，切块设市模式因存在诸多局限性，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仅作为一种存量行政区划形态存在。但我们不能否定切块设市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行政区划改革的重要探索，见证了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型历程，其经验教训，对我国新时代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区域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回望切块设市模式的变迁历程，从建国初期的初步探索，到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再到新时代的萎缩衰退，它的每一步变迁，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承载着发展的诉求。切块设市模式的兴起，是我国应对工业化起步、城镇化启动、县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必然选择；它的衰退，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行政区划体系完善、区域发展理念升级的必然结果。尽管如今切块设市已不再是县级市设立的主流模式，但那些通过切块设市设立的县级市，依然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的发展轨迹，依然是我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区域发展的生动缩影。
总结而言，切块设市模式是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史上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设市模式，其三大类型精准适配了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其变迁历程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关联。它在推动城镇化进程、培育区域增长极、保障国家政策落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城乡分割、空间受限、行政资源浪费等局限性。如今，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已进入“优化整合、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切块设市模式虽已逐步退出主流，但它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新时代县级市设立、县域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为我国行政区划体系的持续完善、区域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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