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北京机场，一个戴着口罩和眼镜的"日本外宾"走过边检通道。
没人知道，这个西装笔挺的男人其实是正在被批斗的中国人关愚谦。
一场99.9%必死的逃亡，就此拉开序幕。
关愚谦当时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负责为西园寺公一等常驻中国的外宾提供服务，办理相关接待事务，可这份工作没能让他躲过劫难。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时，他就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被称为“中国西伯利亚”的青海劳动改造，历经磨难。
1968年，风暴再次降临。造反派通知他要开“背对背”的批评大会，即不允许他到场，先核对“罪证”再决定批斗方式。
更让他绝望的是，在造反派的鼓动下，妻子公开揭发他，大字报贴满街头，将他描述成“罪行累累”的人。
在那个年代，一旦被这样公开批判，要么再次被流放，要么被关进监牢，几乎没有生路。
关愚谦万念俱灰，曾想过自杀，无意间瞥见抽屉里存放的国际友人护照——因工作原因，外宾的护照常由他保管。
最上面一本是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两人容貌有几分相似。那一刻，他冒出了出逃的念头。
他心里清楚，当时边境管控严苛，逃亡被发现的风险极高，大概率难逃一死，但横竖都是绝境，他决定赌一把。
决心下定后，关愚谦反而冷静下来。
他先拨通民航订票电话，谎称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临时出国，西园寺公一是被周总理称为中日“民间大使”的知名社会活动家，民航很快为他订到了第二天飞往开罗的机票。
紧接着，他骑车赶到公安局，软磨硬泡说服相熟的外事警察，提前盖好了出境章。
回到单位领支票付机票钱时，正想抓他把柄的科长莫名躲开，不明就里的出纳顺利开出支票，短短三个小时，他办完了平时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
第二天一早，他外套穿工作制服，里面套着西装，到机场后先以接待人员的身份和边检打招呼，趁隙躲进厕所换下制服，戴上口罩和眼镜，伪装成日本外宾走向登机口。
过程惊险万分，负责行李检查的工作人员因为认识他，直接免检放行；登机前，熟络的边检人员老刘突然出现，关愚谦以为必死无疑，可老刘竟没认出伪装后的他，还用英语询问，他强装镇定用英语回应，最终顺利登机。
当飞机离开中国领土时，他压抑多日的情绪爆发，泪流满面。
逃亡的苦难并未结束。一到埃及，关愚谦就因非法入境被关进开罗监狱，关押时长超一年。
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曾试图拉拢他，却被他拒绝——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即便被逼出逃，也不能做损害祖国的事。
为了生存，关愚谦在餐馆打工、在码头扛钢条，思乡时就用母亲送的小提琴拉一曲改编的《二泉映月》。
由于仓促出逃未带学历证书，汉堡大学破格录取了他，他顺利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头衔，还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教职，与德国姑娘海珮春结识并结为夫妻，相互扶持。
国内的关愚谦早已被打上“叛国者”的标签，家族也受到牵连。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政策变化，有关部门为他摘去了“叛国”罪名，允许他回国探亲。
阔别多年后，他终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却得知母亲早已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很多人疑惑，关愚谦到底是不是“叛国者”？其实，这个标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他和妻子海珮春一起创办《德中论坛》杂志，长期坚持出版，成为中国人了解德国的重要窗口；
关愚谦的一生，是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缩影。
他的逃亡，是对绝境的反抗；他的重生，是坚持与坚守的结果。
那个曾经被贴上“叛国者”标签的人，用一生证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在绝境中活出了跨越国界的价值。
回望他的一生，没有天生的“叛国者”，只有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
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更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坚守底线、在绝境中寻求希望，终能改写命运，也能打破偏见，留下属于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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