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BBC播出的《中国的故事》第四集里，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对着镜头说，明朝创造的伟大发明，后来被西方用来支配全球。这句话像一把刀，划开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陌生——400年前，2亿人口的大明是星球上最庞大先进的文明共同体，南京的规模超过同期伦敦的整个城市，郑和舰队七下西洋的史诗、火器部队的体系化建制、《天工开物》里系统记载的科技，都是令世界目眩的黄金。
可这些辉煌被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机器压缩成了背景板，上面写着“静止的东方”。文艺复兴被塑造成人性自觉，大航海包装成浪漫冒险，工业革命美化为智慧必然，而郑和的远航成了无关紧要的地理发现，明朝火器成了对欧洲技术的粗糙模仿，《天工开物》在世界史教材里连一行脚注都没有。更让人难受的是，这种裁剪不仅来自外部，我们自己也陷入了历史检讨癖——近代的屈辱让我们习惯放大自身缺陷，热衷于痛陈为何落后，却耻于言说曾如此领先，把谦逊异化为自我矮化，把反思扭曲成主动遗忘，生怕一提辉煌就被斥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讲贡献就被讽为天朝上国的迷梦，亲手将祖先最灿烂的星辰锁进了历史的地下室。
大明的科技“早起”却“赶晚集”，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利益集团的压制。东林党等文官集团把技术进步视为威胁，坚决抵制变革——他们拆毁郑和的宝船、烧毁航海图纸，把火器、冶金这些领先世界的发明贬为“奇技淫巧”，因为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更难管控的百姓。万历年间全球一半白银涌入中国，可这些财富没有变成工厂和战舰，反而成了江南园林里的太湖石、文官袖口的私房钱。崇祯皇帝为几万两银子的军费发愁，李自成却在所谓清官家里搜出七千万两白银——技术掌握在手里，却被少数人熄灭了工业革命的火苗。
对比之下，西方虽然初期落后，却迅速引进改良技术。19世纪英国在煤炭、纺织业上的突破，靠的是议会推动法案鼓励技术推广与资本流转，哪怕技术初期不成熟，社会对创新的容忍度也远高于封闭的大明。而我们的宝船被拆、海禁封死，沿海豪强富得流油，国家却穷得响叮当。就像1830年代法国里昂的丝织工人，明明拥有全球顶级纺织机械，却因利益集团压制导致技术外流，随后英国与德国迅速超过——创新能不能成功，关键是谁能掌控、谁能推动。
如今我们重捡祖先的智慧，东风快递、国产航母下水，开始加速科技进步。但那份警觉依然如影随形：技术如果不能惠及民众、不能与制度和资本合力，仍然只能成为尘封的遗产。明朝的悲剧不是不够聪明，是利益分配的拉锯剪断了创新的根，我们看着自己的发明被海外收养、壮大，成为全球化的工具，这份痛提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辉煌，更要警惕历史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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