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的土，震撼的魂，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回响
——由刘震云获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想到的……
文/薛宏新
豫北平原，二月春风似剪刀，剪开了黄河故道的薄冰，也剪开了延津这方水土百年的沉寂。
天刚破晓，延津县城的老槐树下，卖胡辣汤的王老汉已支起了摊子。电视机里，意大利的声音穿过千山万水，落在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上——咱延津人刘震云，拿了那“国际南北文学奖”。
这奖，金贵。可延津人知道，这金贵里，浸的是延津的土，泡的是延津的汗，藏的是那一句顶一万句的魂。
我常想，延津的土，到底有啥不一样？它不长金，不长银，却长出了刘震云，长出了那本《一句顶一万句》。书里头，杨百顺一生改了三回名，从杨摩西，到吴摩西，最后成了罗长礼。这名字改得恓惶，改得无奈，可那“喊丧”的调子，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根。
杨百顺想找个人“说得着”，走了一辈子，出了延津，又回了延津，话没说完，人却老了。这不就是延津人，乃至天下人的宿命么？嘴里说着万语千言，心里却只盼着那一句顶一万句的真话。
如今，刘震云把这“震撼”的调子，把这“说得着”的期盼，带到了意大利。那里的洋人，未必懂啥是“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可他们听懂了孤独，听懂了寻找，听懂了那一声声从黄土地里发出的叹息。
这奖，是给刘震云的，也是给杨百顺的，更是给延津这方水土的。
延津的土，厚，实，埋得下尸骨，也长得出参天大树。刘震云的笔，就是那树的根，扎在延津的土里，吸的是杨百顺的苦，吴摩西的难，罗长礼的悲。他写杀猪，写劈竹，写喊丧，写的都是延津的筋骨，延津的魂。
如今，延津变了。麦田还是那麦田，可麦子不再是单打独斗的口粮，成了“黄金原料”，磨出的面粉香飘全国；县城还是那县城，可也有了国际会议中心，有了“乒乓之乡”的喝彩，平原体育中心的灯光，亮得像天上的星。新乡成了大城市，延津也跟着长了精神。
可延津人心里的那份“孤独”，那份对“说得着”的渴望，却一点没变。只是如今，杨百顺们困于黄土路上的宿命，而今人却在馨香书坊的灯光下、在万亩麦田的丰收里、在“中国乒乓之乡”的喝彩中，以开放的胸怀与丰盈的精神，破解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命题。
风又起，吹过黄河故道，吹过杨百顺走过的路，吹向意大利的阳光下。那风里，有延津的土，有刘震云的字，有杨百顺的叹息，有罗长礼的喊丧，更有一句顶一万句的，属于延津，也属于世界的，回响。
刘震云用他的笔，把这份孤独，这份渴望，写成了世界的语言。他让世界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有个叫延津的地方，那里的人，一辈子都在寻找，寻找一句话，一个人，一个能听懂自己心声的魂。
今日，延津人不放鞭炮，不搭戏台，只在心里默默念一句：刘震云，咱延津的娃，把咱延津的魂，写活了。
这奖，不是终点，是起点。是延津的土，走向世界的起点；是刘震云的笔，与世界对话的开始。他让意大利的教授听懂了延津的叹息，让法国的读者明白了中国农民的笑。
文学是什么？在延津人眼里，文学不是洋楼，不是高台，是说话，是说人话，说真话，说心里的话。刘震云做到了。他把延津的土话，变成了世界的语言。
延津的土，养人，也养文。一方水土，养出一方性情。刘震云的笔，是延津的犁，翻过的不是地，是人心。
今日，延津人不放鞭炮，不搭戏台，只在心里默默念一句：咱延津的人，写出咱延津的魂，真好。
风又起，吹过黄河故道，吹向南方。那风里，有延津的土，有刘震云的字，有一段属于中国乡土的，静静流淌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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