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地区的森林》前言
文明的兴衰，系于人与土地的关系
撰文｜路生
陇右，亦称“陇西”，其名得于陇山（今六盘山）以西的地理方位。古人以东为左、西为右，故山以西之地，便有了“陇右”之称。
从地理概念上说，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陇右，指唐代陇右道所辖区域，涵盖今甘肃大部、新疆东部及青海部分地区；狭义的陇右，则特指甘肃黄河以东、陇山以西的地带，兰州、定西、天水诸府皆在其列。至于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虽地理上称“陇东”，但因历代行政归属与历史传统的浸润，亦被纳入陇右的范畴。
而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说的“陇右”，取其更具历史纵深与文化凝聚力的界定：大致指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涵盖今甘肃大部（河西走廊除外）、青海东部以及宁夏南部。这片土地，正是我们将要走进的时空坐标。
《资治通鉴》中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盛唐陇右景象的描述。彼时，自长安安远门向西，万里疆域之内，村落相望，桑麻遍野，陇右的繁荣被推至极致。当然，这样的描绘难免带有文学性的夸张——它是相对于特定历史时期而言的盛况，却足以让后人窥见那个时代陇右的丰饶与气象。
陇右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始于秦人。秦穆公称霸西戎，将今天水、甘谷、陇西、临洮等地纳入版图。公元前280年，秦于此设陇西郡，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自此，陇右开启了与中原文明深度融合的漫长历程。
汉武帝时，断匈奴右臂，置河西四郡，陇右正式纳入汉朝疆域。此后数百年间，中原政权更迭如走马：魏晋属曹魏、西晋，十六国时先后为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所据，南北朝时归北魏、西魏、北周统辖。频繁的政权交替背后，是氐、羌、鲜卑等众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汇融合。北魏设置秦州、南秦州等行政区划，正是对这一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制度性回应。
唐代是陇右的鼎盛时期。贞观元年（627年）置陇右道，辖境西达中亚咸海，领十八州及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从秦州到沙州，从鄯州到凉州，陇右道的州县城郭沿着丝绸之路次第铺展，构成了唐朝向西开放的恢宏门户。景云二年（711年），以黄河为界分置陇右、河西两道，陇右作为一级政区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然而，盛世的辉煌在安史之乱后戛然而止。天宝十四载（755年），唐朝调边军东下平叛，吐蕃趁虚而入，至广德元年（763年）尽陷陇右道，长安一度被破。此后百余年，陇右陷于吐蕃治下。会昌二年（842年）吐蕃内乱，大中三年（849年）沙州张义潮起兵归唐，陆续收复十余州，置归义军。然其势未及两代而衰，至五代时，河西诸州或投回鹘，或为吐蕃诸部所据，陇右再陷割据。
宋朝立国，西北疆界仅及秦、渭、成、武四州，陇右大部仍为吐蕃诸部所据。熙宁年间，在宰相王安石支持下，王韶主持“熙河开边”，先后收复宕、叠、洮、岷、河、临六州，尽得产良马之地。其后宋军两度进取河湟，终置陇右都护府——这是中原政权最后一次大规模经略陇右。
与宋朝经略陇右东南部的同时，西北方党项族悄然崛起。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攻占灵州，改名西平府，开始向西扩张。此后三十余年间，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人连年攻战，与吐蕃六谷部、甘州回鹘反复争夺河西诸州。天圣六年（1028年），李元昊攻陷甘州；明道元年（1032年），复克凉州；景佑三年（1036年），再克瓜、沙、肃三州。景佑五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河西五州遂入西夏版图。
至此，陇右以六盘山为界，东南属宋，西北属西夏。这条界线，既是政治疆域的分野，也预示着这片土地即将到来的命运转折。
回望两千余年，陇右见证了太多：秦人的崛起、匈奴的隐退、汉唐的盛世、吐蕃的统治、宋夏的对峙。它既是中原文明向西延伸的触角，也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前哨；既是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也是兵家必争的疆场；既是多民族交融的熔炉，也是政权更迭最频繁的地带。
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际遇，使陇右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无论政区划分、民族分布、人口构成，还是经济形态、民风民俗，均有较多联系和相似之处。在这里孕育并传承的陇右文化，就其渊源之久远、成分之复杂、内涵之丰富、特色之鲜明而言，是与三秦、齐鲁、巴蜀等地域文化齐名的又一典型。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片曾让司马光写下“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土地，如今却成为全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甚至一度被称作“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从“富庶”到“贫瘠”，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或许就藏在“富庶”二字的背面。唐代陇右的繁荣，得益于良好的水利条件和政府的开发政策，农牧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但过度的开发、战乱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使这片土地的承载力逐渐下降。吐蕃占领期间的农牧业转型、宋夏对峙时期的长期拉锯、明清以降的人口压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的脆弱性。及至近代，水土流失、植被锐减、气候干旱，昔日的“桑麻翳野”已成追忆。
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当我们行走在陇右的山川沟壑之间，依然能发现那些顽强生长的绿色——正如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的文明一样，生命总能在最艰难的环境中寻找出路。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将这本书命名为《陇右地区的森林》。这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指称，更是一份生态恢复的渴盼，一种文明再生的期望。我们相信，昔日的陇右既能孕育出“天下富庶”的盛景，今日的陇右也必将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机。森林的消逝，曾是这片土地衰落的隐喻；而森林的复归，亦将成为其重获新生的见证——那是自然与文明的和解，是人与土地之间，一份迟来的约定。
陇右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兴衰，往往系于人与土地的关系。而当这种关系被重新认识、重新修复时，那片曾经消失的森林，终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重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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