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戴河海滨避暑区自治行政权的历史更迭|北戴河海滨|渔村|联峰山|避暑区|避暑胜地

一个世纪前的北戴河，伴随着铁路的修建，昔日海边一隅的荒陌渔村到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胜地，由最初的地方群众自治组织十三牌，历经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海滨自治区公署、海滨风景区管理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改为北戴河海滨管理局，数十年的时间里，自治政权不断更迭，沧桑岁月见证了无数的变革与发展。

《临榆县志》记载，北戴河海滨属临榆县管辖，在临榆县城西南七十里。《北戴河海滨志略》对于其位置描述为：“北戴河即戴家河，志载海口在抚宁县东南四十里。明时海运此为积储之地，河东寨西田水归之南流，与狮子河汇至南戴河北、联峰山南入于海。又载戴家河实深河之下游。按临榆县志乃割抚宁县东境设置者，故志载如此。今戴家河西岸仍隶抚宁县境。”

而彼时的北戴河海滨原为分散的渔村，没有地方行政机构。地方事务由当地村庄群众自治组织十三牌管理。《北戴河海滨志略》中记载：“十三牌者，固有之地方团体也。刘庄、赤土山、大小薄荷寨、崔各庄人口多，庄各为二牌；费石庄、乔庄合为一牌；草厂、小辛庄、王胡庄亦合为一牌。"

自津榆铁路开通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在此筑屋避暑，因长期无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西人在避暑区内肆意活动。1898年，西人自治组织“石岭会”成立后，保二路、海宁路以东，刘庄以西的横石岭（今北戴河安二路至高点周围）山区为石岭会英美传教士的主要聚集区，区域内的地方事务也由石岭会负责。此后，相继有庙湾会、东岭会、灯塔会等西人组织成立。这些组织在避暑区内各自为政，海滨没有统一规划和管理，日渐有成为西人租界的趋势。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期海滨中西部景象，远处为联峰山，中间为海滨火车站，近处为西人别墅

民国六年即1917年，北戴河至海滨的铁路旅游专线通车后，中外人士来避暑度假的越来越多。而当时的行政官厅鞭长莫及，放任各国外侨自行组织团体自治。在北戴河海滨购地筑屋的少数中国商贾名流、政坛要人在外国人面前则显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面临这种境况，一些在此建有别墅的中国上层人士，内心很是痛心，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自治组织与之抗衡。其中最积极者便是有威望、德才兼备的朱启钤。

在朱启钤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成立了。公益会在对海滨的建设开发、创立自治模范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919年7月公益会报告书弁言中朱启钤提到：“本会与焉成立，草创伊始，百端待举------，入手之始以修路为第一步，顾需款巨，未可枝枝节节为之者。启钤既创议，不得不勉为其难，类苦行头陀沿门托钵，同人不以为愚，慨然助之。”时任临榆县知县的周嘉琛颁发布告，支持公益会的义举。

1930年，平津政要在北戴河海滨避暑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北平司令部总务处处长朱光沐、代北平市长胡若愚、公益会会长朱启钤、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天津市市长张学铭。

朱启钤及其各大会员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影响，广泛联络当时中国人中的上层人士，为北戴河的开发和建设捐款、献计献策。自1918年7月组织筹建至1932年5月，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代行地方行政权力的十四年间，在保护主权、统一规划、绿化造林、修路筑桥、开发名胜、开辟浴场、设立医院、设工程处、组建水电公司、建邮电局、开设银行办事处、兴举文化、资助教育、健全管理等方面，做了许许多多实事，使海滨市政初具规模，管理也逐渐完善。公益会对北戴河海滨开发建设的作用和功效，不仅得到了当时中外人士的公认和赞许，而今我们还依然处于受益之中。

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公益会作为地方自治组织行使行政权力的能力和国家组织机构之间的矛盾，尽管公益会的组织成员倾全力维持，但仍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公益会第二任会长朱庆澜于1930年夏向省政府提交了在海滨避暑地建特别区的报告书。

1932年5月，河北省政府颁布北戴河海滨自治区组织章程，建立海滨自治区公署，接替公益会行使地方行政权力，公益会则执行自治区议会职权。管辖界限依照公益会所规定的旧案规定：东至鸽子窝，西至戴河口，南北相距三华里沿海区域实行自治。1933年11月27日，公益会第五任会长殷同组织公益会董事会议在天津法租界盐业银行楼上开会，进行海滨地方政权的交接。此后，公益会原来代行地方行政机关权力也就自此停止。

1938年版《北戴河海滨志略》记载：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指定臧启芳为区经理，公益会推荐康明震为区公安局局长。而藏启芳当时并未就职，康明震又以警饷困难辞职。1933年海滨连遭匪患，自治区管理者接连离职。公益会借鉴各国铁路经营沿线风景区的先例，拟定海滨自治暂行办法，经省政府批准，委托北宁铁路管理局经营管理。1934年3月，路局推荐刘钟秀为区经理，郑遐济为公安局局长，与临榆县政府实行划界，自治区公署正式成立。

区公署成立后，秉承公益会成立之初的城市规划，进一步完善了海滨各支路的修建和其他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