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志在民政局门口站了整整一袋烟的工夫。
那袋烟是真的烟，大前门，他早上特意买的，三元五一包，心疼得他牙根发酸。但今天这烟得抽，抽完了，就把二十三年抽没了。他把烟屁股掐灭在垃圾桶顶上的沙盘里，动作很慢，慢得像是掐自己的手指头。
离婚登记处在三楼。楼梯很窄，水泥台阶磨得发亮，中间凹下去一道浅沟，走的人多了，石头都软了。杨远志踩着那道沟往上走，感觉自己是踩在二十三年的脚印上，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数上去。他老婆——前妻了，他想，得改口了——走在前头，隔着他五级台阶，不远不近，正好五级。二十三年前他们来领证，也走这道楼梯，她走在前头，他跟在后面，那时候她穿着红格子裙子，辫子粗黑，三级台阶并作两级跨，辫子在屁股蛋上一跳一跳的。现在她的屁股还是那个屁股，但辫子没了，头发烫成细碎的卷，灰白相间，像落了霜的枯草。
三楼到了。走廊很长，日光灯嗡嗡响，有几根管该换了，一闪一闪的，把人的脸照得一青一白。他们坐在长椅上等号，中间隔着一个塑料座椅的距离。那椅子是橙红色的，屁股坐的地方磨得发白，扶手上有小孩用圆珠笔画的乌龟。杨远志盯着那只乌龟，觉得它在笑他。
“杨远志，三号窗口。”喇叭里喊。
他们站起来，同时往窗口走，肩膀差点撞在一起。两个人同时往旁边闪，又闪到同一个方向，再同时往反方向闪，像跳一种笨拙的舞。窗口里的小姑娘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睫毛很长，忽闪忽闪地看着他们，大概觉得这两个中年人很可笑。
“材料都带齐了？”小姑娘问。声音闷在口罩后面，瓮声瓮气的。
“齐了。”他们说。
小姑娘翻着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结婚证是大红的，封皮烫金字，字都磨没了，只剩下凹下去的一道印。翻开来，里面的照片还新着呢，两个人头挨着头，笑得跟傻瓜似的。杨远志别过脸去，看窗外的法国梧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啦啦往下掉。
“想清楚了？”小姑娘又问。这话大概每天要问几十遍，问得麻木了，像问“吃了吗”一样没滋味。
“想清楚了。”他们说。
“签字吧。”
杨远志拿起笔，手抖了一下。他想起三十年前在生产队里记账，工分本上的字写得像蚂蚁爬，会计嫌他字丑，让他回家练字帖。他练的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都带着筋骨。可这会儿他签下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
他签完了，轮到她签。她签得很快，刷刷刷三下，名字就落在纸上了。柳絮飞。这名字是他岳父起的，说女儿生下来那天，柳絮飘得满院子都是，像下雪。他第一次听见这名字，心里就想，这姑娘命里带飘，抓不住。果然。
钢印盖下去，“咔嚓”一声，不重，但杨远志耳朵里嗡嗡响了半天。他想起那年买第一台电视机，十四寸黑白，也是“咔嚓”一声拧开，雪花点闪半天才出人影。现在这台电视机早没了，换成了液晶的，挂在墙上，薄得像块镜子。但那个“咔嚓”声他一直记得，跟刚才的钢印声一模一样。
他们站起来，往楼下走。这回他在前头，她在后头，还是隔着五级台阶。走到二楼拐角，迎面碰上一对年轻人，手挽着手往上走，女的圆脸蛋，红扑扑的，男的戴眼镜，斯斯文文，手里攥着一束塑料花。他们大概去二楼，二楼是结婚登记处。两拨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杨远志闻到那女娃子身上的雪花膏味儿，跟他当年闻见的一模一样。
出了门，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杨远志站在台阶上，不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二十三年来他出门就往右，右拐五十米是公交站，坐三站到厂里。现在不用去厂里了，厂子去年就关了，他拿了买断工龄的钱，八万三，存折在贴身口袋里，硌着胸口。
“那个……”柳絮飞在他身后开口。
他转过身。她站在台阶上，比他高出一截，风吹着她的头发，乱糟糟地扑在脸上。
“啥？”
“你那个胃药，还在床头柜抽屉里。”她说，“回头你来拿。”
“哦。”
“还有你的那些书，装在纸箱子里，堆在阳台上了。你那套《史记》，被雨淋湿过，都长毛了。”
“扔了吧。”
“扔了可惜。”
“那你说咋办？”
她不说话了。风吹过来，法国梧桐的叶子还在往下掉，有一片落在她肩膀上，她没有拍掉。杨远志想伸手去拈那片叶子，手抬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那我走了。”他说。
“走吧。”
他往左走了。左边是去哪儿的他不知道，但总得往左走。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台阶上，背对着他，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看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太阳照着她的后背，照得那件旧毛衣上的毛球一根一根的，亮晶晶的。
他继续往前走。
前面是一条小街，两边全是小店铺，卖水果的、修自行车的、剃头的、卖烧饼的。烧饼炉子支在门口，铁皮桶改的，里头炭火烧得通红，烤得人脸发烫。杨远志站在炉子跟前，看着那个打烧饼的河南人把面团擀开，抹上油酥，撒上椒盐，卷起来，压扁，刷糖稀，撒芝麻，然后“啪”地贴进炉膛里。一气呵成，二十三年来每天早上都这样，他看了二十三年的背影，今天才第一次正眼瞧这个人。
“来个烧饼。”他说。
“咸的还是甜的？”
“咸的。”
河南人用铁钳把烧饼夹出来，焦黄酥脆，烫手。杨远志接过来，咬一口，烫得龇牙咧嘴。但他没吐，嚼着，烫着的疼让他觉得真实。他站在路边吃那个烧饼，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骑自行车的，有开电动车的，有走路的，有牵狗的。阳光很好，照在每个人脸上，都笑眯眯的。他突然想，这些人里头，有多少是离婚的？看不出来，脸上都没写着。
一个烧饼吃完，他想起一件事。他的那套《史记》，是1978年刚恢复出版时买的，定价三块六毛五，他攒了半个月的工资。十本，繁体竖排，有注释。他读了好多遍，书页都翻黄了，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粘过好几回。书里夹着很多东西，有银杏叶，有枫叶，有火车票，有一张发黄的毛票，有一根头发。那根头发很长，是柳絮飞的，那年她梳辫子，掉了头发就夹在书里，说可以当书签。
那套书真让雨淋过？他怎么不记得。
他把烧饼包装纸扔进垃圾桶，转身往回走。走得很急，几乎是跑。跑到民政局门口，台阶上已经空了。他站在那儿喘气，东张西望，不见人影。门卫老头探出头来，问：“找谁？”
“不找谁。”他说。
他又往右走，走到公交站，坐三站，下车，往巷子里走。巷子很深，两边是旧楼房，墙皮剥落，露出红砖。他家在五楼，没有电梯，他一层一层爬上去，爬到三楼就喘不上气了。扶着栏杆歇一会儿，看见扶手上刻着字：“杨远志和王芳到此一游”。王芳是谁？他想半天，想起来了，是楼下的邻居，早搬走了，她儿子小时候老来他家看电视。那字是哪年刻的？忘了。
爬到五楼，站在自家门口。不对，不是他家了，是她的家。门关着，门上的春联还红着，是他今年春节贴的，“家和万事兴”。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钥匙，又塞回去了。敲门？敲什么敲，他已经不是这儿的人了。
他转身往下走，走到四楼拐角，听见楼上开门的声音。
“杨远志。”
他停住了。没回头。
“你站那儿。”
他听见脚步声，下楼的声音，很快，咚咚咚的。然后她站到他面前，喘着气，脸上红红的，眼眶也红红的。
“你那套书，”她说，“我没扔。”
“哦。”
“还有你的那些破烂，都没扔。全在阳台上堆着呢。”
“那我来拿。”
“现在？”
“现在。”
她转身往上走，他跟在后头，这回只隔着一级台阶。走到五楼，进门，屋里还是那个味儿，酱油、葱花、旧家具、樟脑丸，二十三年的味儿。他站在客厅中间，不知道往哪儿坐。沙发还是那个沙发，但沙发上铺的罩子换了，原来的是淡绿色的，现在这个是棕色的，灯芯绒，看着暖和。
她往阳台走，他跟着。阳台上堆着三个纸箱子，都用透明胶封着，箱子上落满了灰。她指着箱子：“都在里头。”
他蹲下来，撕开胶带。第一箱，全是书，《水浒传》《三国演义》《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那套《史记》。他拿出《史记》，翻开，第一册里夹着一片银杏叶，金黄金黄的，叶脉都透了。哪年夹的？不记得了。
第二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搪瓷缸子，上面印着“奖给先进工作者”，1985年的；一个收音机，红灯牌的，旋钮都掉了；一个铁皮铅笔盒，上面印着孙悟空，是他女儿小时候用的。女儿现在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过年时回来的，初五就走。
第三箱，他撕开胶带，愣住了。
全是照片。
黑白的，彩色的，大的，小的，边角发黄的，受潮粘在一起的。最上面那张，是他们结婚那天照的，他穿着中山装，她穿着红棉袄，胸前别着红花，两个人站在厂门口，背后是大字标语“工业学大庆”。她笑得露出牙花子，他咧着嘴，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拿着那张照片，手开始抖。
“那时候你多瘦。”她在他身后说。
“你也瘦。”
“那时候你头发还多。”
“你也多。”
她不说话了。他把照片放下，站起来，转过身。她站在阳台门口，太阳从她背后照进来，照得她整个人亮晶晶的，脸上的皱纹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剪影，跟他二十三年前看见的那个剪影一模一样。
“那个……”他说。
“啥？”
“那个烧饼，挺好吃的。”
“啥烧饼？”
“门口那个河南人打的，咸的。”
她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半天，她说：“你胃不好，别吃太油的。”
“哦。”
“那个椒盐的，油大。”
“那我以后吃甜的。”
她点点头。风吹过来，阳台上的衣服哗啦啦响，是她的衣服，还有他的衣服，挂在同一根晾衣绳上，挨得很近，袖子碰着袖子。
杨远志看着那两根袖子，一只是蓝的，一只是花的，在风里晃来晃去，像在招手，又像在告别。他想，这衣服晾干了，就该收进来了。收进来，叠好，放进柜子里。她的放进她的柜子，他的放进他的柜子。两个柜子，隔着两米远，一个靠东墙，一个靠西墙。
可他们现在还站在同一个阳台上，中间隔着三个纸箱子，纸箱子里装着二十三年。
“那我走了。”他说。
“走吧。”
他往门口走。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拧。
“那个——”
“啥？”
“明天我来拿书。”
“明天啥时候？”
“下午吧。下午凉快点。”
“行。”
他拧开门，走出去。门在身后关上，“咔嗒”一声，不重，但杨远志耳朵里又嗡嗡响了半天。他站在楼道里，听着屋里的动静。没动静。她又回阳台去了？还是坐在沙发上发呆？他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她一个人的时候在干什么，二十三年来，他每天下班回来，她已经把饭做好了，把屋子收拾好了，把女儿接回来了，把衣服洗了晾了收了叠了。他从来没问过她，他不在的时候，她都干些什么。
他慢慢往楼下走。走到三楼，看见扶手上那行字：“杨远志和王芳到此一游”。他站住了，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王芳，王芳长什么样来着？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儿子叫王强，老来他家看电视，《西游记》《射雕英雄传》《霍元甲》，一看看半宿。后来他们家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忘了。
他继续往下走。走到一楼，推开门，太阳已经偏西了，把巷子切成两半，一半亮，一半暗。他站在亮的那一半里，眯着眼睛往巷子口看。巷子口有个卖冰糖葫芦的，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扎着个草把子，上头插满了冰糖葫芦，红彤彤的，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年他跟她搞对象，头一回见面，在公园里，她手里就举着一串冰糖葫芦。她吃一颗，他吃一颗，她吃一颗，他吃一颗，吃着吃着就吃完了。她舔着竹签子上的糖渣，说：“真甜。”他说：“明天再给你买。”第二天他真买了，在她厂门口等她下班，等了两个小时，蚊子咬了一腿的包。她出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她的脸，她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那个笑，他现在还记得。
他往巷子口走去，走到卖冰糖葫芦的跟前。
“多少钱一串？”
“两块五。”
他掏钱，掏出两张一块的，一张五毛的，硬币，递过去。那人接过去，从草把子上拔下一串，递给他。他接过来，举着，没吃。
他站在巷子口，举着那串冰糖葫芦，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下班的人多起来了，骑车的，走路的，脸上都带着一天的疲惫和回家的急切。他想，这些人里头，有多少人回家能看见一张笑脸？有多少人回家能吃上一口热饭？有多少人回家能有人问一句“今天累不累”？
他不知道。
他把冰糖葫芦举到嘴边，咬了一颗。山楂的酸，糖的甜，混在一起，还是那个味儿，跟三十二年前一模一样。他嚼着，慢慢往回走。
走回那栋楼下，他抬起头，往五楼看。阳台上，她还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太阳快落山了，最后的余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镀成金黄色的。她也在往下看，看见他，没动，也没招手。
他举起手里的冰糖葫芦，朝她晃了晃。
她看见了。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了。
杨远志举着那串冰糖葫芦，站在楼下，站了很久。天慢慢黑了，路灯亮起来，把他和那串冰糖葫芦照得明晃晃的。他把最后一颗山楂咬下来，嚼着，竹签子攥在手里，不知道该扔哪儿。
楼上，五楼，阳台的灯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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