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尾巴，台北的天就像漏了底，连绵的冬雨浇得人心凉。
国民党的大员们个个愁眉苦脸，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让他干啥？
挂个“省府委员”的虚衔，负责搞接收。
这活儿，明摆着是去收拾烂摊子。
“这破官，谁爱当谁当！”
这话说得那是相当冲，甚至有点大不敬。
别忘了，这位爷可是号称军中“五虎”之一的主儿，那是老蒋的贴心豆瓣。
在那个“委座”说一不二的年头，敢这么硬顶回去的，真找不出几个。
大伙都以为他是嫌官小，闹情绪。
大错特错。
这其实是一步绝妙的“弃车保帅”，更是教科书级别的“职业转型”。
摆在他跟前的，根本就是个无解的坑。
随着当局撤退，这巴掌大的岛上一下子挤进几十万号人。
要啥没啥，山头却多得是。
陈诚忙着分田地，小蒋忙着肃清内务，各路神仙打架。
这时候让他去搞接收，怎么搞？
干得漂亮，那是上面领导英明；一旦出岔子，那就是百姓骂娘，所有的屎盆子都得扣他脑袋上。
更黑的是，那会儿的官场就是个修罗场，这帮老兄弟互掐起来，不死也得脱层皮。
这辈子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来，靠的就是鼻子灵。
以前是闻硝烟，这回，他闻出了一股子权谋算计的酸臭味。
于是，他直接撂了挑子。
这一注，他押的是老蒋的心思。
老蒋自然不痛快，心腹大将这时候只想着捞钱不想干活，这是“革命意志”垮了啊。
手里有兵若是还想抓权，那是心腹大患；可要是个只想当寓公的“财迷”，反倒最让人放心。
交出枪杆子，推掉印把子，这等于给老蒋递了个话——您的那把椅子我没兴趣，我就想过个安生日子。
这层窗户纸不用捅破，俩人心知肚明。
既然不当官，那干啥？
在当时那帮同僚看来，这是自降身价。
堂堂上将去跟满身铜臭的生意人抢食，丢份儿。
50年代初的台湾，虽说破败，可满地都是机会。
几十万人涌进来，吃喝拉撒住，哪样不需要钱流转？
他的算盘打得响：人越来越多，岛就这么大。
地皮，那是唯一的不可再生资源。
靠着当年攒下的老脸面，再加上手里的“硬货”（金条美钞），他在台北疯狂圈地。
官是不做了，可以前的老部下遍布衙门。
在这人情社会，这就是万能钥匙。
要批条子？
找老战友。
资金周转不开？
找老关系。
话虽这么说，钱也没那么好捞。
最大的拦路虎，是本地帮派。
在一个封闭圈子里，突然闯进来个强势的“外来户”，本地老板肯定不乐意。
穿小鞋、使绊子，那是家常便饭。
他不搞“强龙压地头蛇”那一套，而是玩起了“利益均沾”。
光靠拳头硬没用，想长久，就得把对手变成队友。
于是，他主动跟本地的豪门望族套近乎。
入股、联姻，把大伙绑在一辆战车上。
对付官府，他也滑得像条泥鳅。
官是不当了，但跟上面那位的关系还得维系。
伞得撑着，但那个烂泥坑绝不踩。
这火候极难掌握。
远了，生意难做；近了，容易被政治台风扫到尾巴。
他的买卖不光没人敢动，反倒因为这种“超然”的身份，在进出口、码头运输这些肥差上一路绿灯。
没几年功夫，他就从个只会打仗的武夫，摇身一变成了横跨地产、金融、航运的大鳄。
一晃到了70年代初，大考来了。
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市场震荡，台湾经济也开始转型。
不少盲目扩张的老板，一夜之间链条断裂，赔了个底掉。
别人还在那抄底、摊大饼的时候，他却开始做减法。
那些回款慢、风险大的项目，统统砍掉。
钱全部回笼到最稳的行当——银行和市中心的收租楼盘。
看着是“怂”，其实是“稳”。
商场如战场，他用的还是兵法里的“深沟高垒”。
不求暴富，但求不输。
这一波操作，让他不但没伤着元气，反倒趁着别人倒霉，低价吃进一堆好货，江湖地位更稳了。
可他并不开心。
或者说，光是存折上的零，已经填不满心里的那个洞。
硝烟散了，商战停了，他开始琢磨这辈子图个啥。
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五虎”，有的战死，有的坐牢，有的在岛上郁郁而终。
比起来，他算是命最好的。
可他发现，赢了江山，输了烟火气。
年轻时忙打仗，中年忙捞钱，跟家里人的感情淡得像水。
等人老腿脚不便了，才发现老友没剩几个，亲情也疏远了。
于是，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心肠变软了。
他开始整天陪着家人，想把错过的日子补回来。
他开始大把撒钱，助学济贫。
这不光是行善，更像是给自己赎罪。
老蒋听闻噩耗，心里头五味杂陈。
在这个老部下的灵堂上，没准他也闪过一个念头：
弄不好就是权斗的炮灰，或者因为接收不力被问罪，绝不可能有后来这般富贵善终。
当年那句“当个屁的官”，其实是他这辈子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
他看透了权力的虚幻，抓住了时代的红利，最后回归了本真。
有些时候，敢于扔掉权力，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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