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榜，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赞叹“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三年后，他应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成为百年间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授凤翔府判官——这个起点，比同期很多官员高出一截，没人想到他的仕途会就此卷入漩涡。
熙宁二年，苏轼守孝回京，正赶上王安石变法。他看不惯新法的冒进，直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话像锥子扎进新党的心，王安石当场动怒，没过两年就把他打发到杭州做通判。从此，苏轼成了新旧党争的“靶子”：新党说他反对改革，旧党后来又说他“胳膊肘往外拐”。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规矩写《湖州谢表》谢恩，一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新党抓住把柄。他们说“新进”是讽刺朝廷提拔的新官，“老不生事”是骂新法折腾百姓，甚至扣上“谋反”的帽子。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被关在御史台103天，差点丢了性命，最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那官小得像芝麻，可他倒在城东开垦了一块坡地，自号“东坡居士”，还常去赤壁山游览，写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语，把宋词的豪放派推到新高度
宋神宗驾崩后，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旧党掌权。苏轼被召回京，半年内从礼部郎中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可他没顺着旧党的意思走：旧党要整死新党蔡确，他上密折帮忙说话；旧党要全盘废除新法，他站出来反对，说“免役法对百姓有好处”。旧党觉得他“不站队”，他干脆请求外放，再次去杭州当知州。那时西湖淤塞得快成沼泽，他动员20万民工疏浚，用淤泥堆了条近三公里的长堤，种上柳树，建了六座拱桥——后来杭州人叫它“苏堤”，春天清晨烟柳笼纱，成了西湖十景里的“苏堤春晓”
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新党复起。苏轼先被贬到惠州，又贬到海南岛儋州——那是北宋最偏远的流放地，连房子都没有，他就用椰子壳做碗，和当地人一起种地。可他没闲着，在儋州办学堂、讲学风，让原本没出过进士的海南，后来有了姜唐佐举乡贡。他写“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把蛮荒之地当成了第二故乡
元符三年，哲宗去世，苏轼得以北归。可长途跋涉让他身体垮了，建中靖国元年，他卒于常州，享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后来儿子苏过遵嘱把他安葬。
有人说苏轼“被聪明误一生”，可正是这份“不聪明”的坚持，让他在党争里没丢了良心——新党当权时他反对冒进，旧党上台后他反对极端；也正是这份坚持，让他把贬谪的苦日子过成了诗：在黄州种东坡，在杭州修苏堤，在儋州讲学。宋朝的时代给了他余地——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让他能在贬谪中存活；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让他的才情得以释放。而他的坚韧，又把苦难变成了最动人的诗句。
苏轼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是“宋四家”——这些成就，不是来自官场的顺遂，而是来自他在党争里的坚持，在贬谪中的豁达。他没做成大官，可他活成了中国人心里的“东坡”：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笑着说“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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