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六年（1662）六月，台湾承天府。二十一岁的郑经身着素服，立于赤嵌城天妃宫前，手中捧着永历帝殉国的讣告。海风卷起他额前碎发，也吹动案上《大明会典》残卷。身后，陈永华率文武百官静默而立。
郑经未恸哭，只将讣告置于香炉中，火舌吞没黄纸的刹那，他转身下令：“自即日起，改东都为东宁，设六部、置科举、开屯田——大明衣冠，不可一日废；东宁政教，须比隆中土。
这不是悲情的复国幻梦，而是一场清醒的文明存续工程：当大陆已无寸土可依，他选择在浪涛环抱的孤岛上，以制度为基、以儒术为魂、以海贸为脉，再造一个可运转的华夏政治实体。
郑经（1642—1681），郑成功长子，永历十五年（1661）随父渡台，次年父逝后继掌延平王府。史家多聚焦其与清廷和谈之议或内部权争，却忽视其执政十九年（1662—1681）所构建的东亚罕见的“海岛型文治政权”：在清廷“迁界禁海”的封锁下，他未困守一隅，而是以惊人的制度韧性，在台湾建立起涵盖行政、教育、经济、司法的完整治理体系，使东宁成为明遗民的精神灯塔与南洋贸易的枢纽节点。
其治术首在确立“以儒立国”的法典化框架。郑经甫即位，即命陈永华主修《东宁律令》，非简单抄录《大明律》，而据海岛实情增删：废除“里甲制”，创“社学—保甲—乡约”三级自治体系，每社设“明伦堂”讲授《孝经》《小学》；更颁《垦殖新例》，规定“凡垦荒三年不纳赋，五年减半，十年全免”，并设“劝农司”专理水利、种子、牛具。
此举使汉人移民从流寓者变为扎根者，至康熙二十年（1681），台湾耕地已达两万顷，米粮反哺闽粤，史称“东宁仓廪实”。
教育制度更具开创性。他采纳陈永华建议，于承天府建“学院”，设“山长”总领教务；各府县立“社学”，聘明遗臣为师；更首创“海疆科举”：每三年开考，分“文、武、海事”三科，其中“海事科”考航海图志、季风规律、船械修造，优等者授“水师参军”或“市舶提举”。
此举打破传统科举壁垒，使海洋知识获得制度性尊崇——在清廷视海为祸患之际，郑经已将海洋纳入国家知识谱系。
经济治理尤显务实智慧。面对清廷禁海围困，他推行“官督商办”海贸模式：设“东宁市舶司”，发“海引”牌照予闽粤商人，官府抽十分之一税；同时组建“五商十行”——金、木、水、火、土五商统筹采购，丝、瓷、糖、米、船五行专营出口，并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日本长崎奉行所订立通商条约。至康熙初年，东宁年入银达三十万两，远超同期福建布政司岁入——海洋不是边疆，而是东宁的生命线。
司法实践亦重程序理性。《东宁律令》明载：“讼狱必经三审：乡约初裁、县衙复核、学院终判”，且规定“凡涉夷商案件，须有通事（翻译）在场，判决书须附夷语译本”。当荷兰商人控告汉商违约，郑经亲赴法庭听审，最终依《大明律》“市廛”篇断案，却特批“夷商可聘汉律师出庭”——法治的尊严，正在于规则对所有主体一视同仁。
康熙二十年（1681）三月，郑经病逝承天府。临终前，他召诸子曰：“吾死，勿发丧。
待《东宁赋役全书》刊成，再启灵柩。”——那册手订的册子，密密麻麻记载着每社田亩、每户丁口、每船货单，是东宁政权最真实的体温。
他未曾北伐中原，却让《东宁律令》成为清代台湾治理的蓝本；
他未称帝建国，却使“东宁”二字成为明遗民心中不灭的纪年符号；
他一生被斥为“海寇”，却以十九年耕耘，在浪尖之上筑起一座制度方舟——
方舟的龙骨是《大明会典》的法度，
帆影是《海事科举》的墨卷，
压舱石是《垦殖新例》的契约。
郑经的伟大，不在其割据一方，
而在他证明：
文明的存续，未必依赖疆域之广，
有时更系于制度之韧；
真正的正统，未必铭刻于玉玺，
而深植于百姓耕读的日常、
商船扬帆的轨迹、
学子伏案的灯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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