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时间过一天，但昨天看到官媒纪念这一条约的签订，不禁引起笔者的好奇，忍不住地关心于此。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于1881年2月24日，距今1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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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战全面爆发四周年之际，也正是《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的纪念日。
1871年，沙俄趁新疆动乱之机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号称“代收代守”、保护俄国侨民。
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多次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事宜。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消耗了俄国大量国力。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作为钦差大臣与全权代表，出使俄国，在圣彼得堡与俄方谈判伊犁问题。
完颜崇厚（1826—1893），出身官宦世家，满洲镶黄旗，晚清为数不多的满族洋务官员，并受命与俄谈判。
崇厚曾办理洋务，但不成功。其人胆小平庸，外交能力较差，不懂国际法、地缘战略。
就这么个人，被清廷授予“全权”，实在是用人失察。
崇厚滥用这一资格，在俄人威逼利诱之下，竟然认为俄“无图利之心”，未请示清廷即与俄签《里瓦几亚条约》，又在未接到归国指令情况下擅自回国。
按照这个条约，俄仅归还伊犁九座“孤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通南疆要道）、北境部分土地全归俄属。
如此一来，中国将失去伊犁战略屏障和南疆通道，伊犁成俄“外府”。
左宗棠斥之为“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虽得必失”。
清廷需赔款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作为俄“代守兵费”与“商民损失”。
同时，俄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增开至北京、汉口商路；新增7处领事馆（嘉峪关等），俄享有治外法权、建房牧畜等特权，并深入中国内地。
俄还保留占领期的财产，“叛民可入俄籍”；
重申松花江航权。
整体上，俄“至贪至横”，崇厚“轻率定议”，未经请旨即签，属擅权卖国。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清廷拒绝批准条约，并判崇厚“斩监候”；后俄方提出将赦免崇厚作为改约谈判前提，清廷予以同意。
崇厚堪称晚清最失败的外交使臣，死于1893年。
清廷拒绝批准崇厚所签条约并决定谈判改签，这是符合当时国际法惯例的。
19世纪欧洲国家的惯例和习惯法规定：全权大臣签订的条约需经本国君主或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谈判签名仅表示谈判达成协议，但主权国家有权审查并拒绝批准，尤其当条款超出指示、损害国家重大利益、或存在胁迫或越权情形时。
拒批虽可能被指“违信”，但不违法；实践中也常有拒批先例，如美国参议院多次拒绝总统签署的条约，后果则通过外交或武力解决，而非条约自动生效。
崇厚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仅受命商议收回伊犁事宜，不得擅自割地、让予俄人过多特权。
崇厚未等批复即回国，清廷审查发现条款“流弊甚大”（张之洞等奏）、“至谬至愚”，且崇厚“过于性急”、受俄胁迫/诱骗，明显超出授权。
因此，1880年初，清廷正式宣布拒批时，俄国虽抗议“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并以战争相威胁，但俄土战争后俄国国力疲弱，而左宗棠西征军陈兵边境。
于是，1880年8月清廷赦免崇厚后，俄方被迫同意重谈。
清廷此举在当时被舆论和左宗棠等视为维护国体。
1880年，清廷改派曾国藩之子、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改约。
改约谈判历时半年，1881年2月24日双方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
期间，俄方以武力威胁，曾纪泽据理力争，在左宗棠于新疆备战支持下，清廷成功改约。
同时附签《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付款专条，后又签订5个勘界子约，以划定边界。
与原约相比，新约争回部分主权。
清廷收回伊犁全境，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南疆要道，约2万余平方公里战略要地，伊犁不再是“孤城”。
俄领事馆由7处减至2处（嘉峪关、吐鲁番）。
俄方享有的通商特权大大压缩，规定新疆贸易“暂不纳税”（非永久免税），并删去至汉口商路；俄在松花江的航权也受限制。
左宗棠对新约的评价是“伊犁全还，界务无损……中外倾心”，视为近代外交“难得成功交涉”，成为晚清罕见的“虎口夺食”。
不过，清廷仍付出了沉重代价。
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伊犁西境小块土地仍归俄（约1万平方公里）。
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多400万卢布，约500余万两白银），分两年付清。
通过后续5个勘界子约，斋桑湖以东、北疆、西南帕米尔等地被进一步调整，西部失去约7万平方公里（含待议区）。
蒙古贸易仍免税；新疆暂免税后可议改，但俄获长期特权。
崇厚条约的卖国性在于几乎全盘接受俄方勒索，而曾约显著减轻损失，是晚清外交“难得成功交涉”。
俄人的贪欲与野心是跨越时空的。
19世纪末，俄国酝酿出“黄俄罗斯计划”，1900年俄人首次提出黄罗斯概念。
至今仍有俄人热衷于这个计划。
俄粉，想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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