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一直以巴勒斯坦人民支持者的姿态自居，其主要手段是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巴勒斯坦裔比利时籍通讯专家塔玛姆·阿布萨拉马在分析中提出质疑：这种做法究竟是出于对巴勒斯坦愿望的真诚支持，还是沦为了维持以色列占领现状的工具？
现实情况显示，欧盟对该机构的所谓支持，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非真正致力于推动巴勒斯坦的解放与司法公正。与其通过制裁等手段直接挑战以色列的占领行为，欧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已演变为一种“占领管理”工具。
这种政治逻辑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威尼斯宣言》。在那份声明中，欧盟正式确立了“两国方案”的逻辑，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宣言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全民公正”、巴勒斯坦人自决权和回归权等含糊其辞的表述。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通往《奥斯陆协议》的谈判进程中，欧盟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立场。布鲁塞尔方面认为，这是一个将自己塑造成巴勒斯坦建国捍卫者的绝佳契机。
但从核心逻辑来看，欧盟当时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个在占领状态下建立的临时行政实体——视为确保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持续进行的机制。这种安排几乎没有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实质权利。
1997年，欧盟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签署了关于贸易与合作的临时联合协议。自此以后，欧盟每年向其提供高达3亿欧元的资金，重点投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分析人士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以色列持续占领的背景下，为维持该机构稳定而支付的成本。
在德国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领导下，欧盟执行委员会似乎意识到，以色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随着欧洲内部民意和民间动员对欧盟与以色列战略联盟的批评日益激烈，布鲁塞尔方面开始加码利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来维持现状。
欧盟越来越多地将该机构呈现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2023年11月下旬，在加沙局势急剧恶化之际，西班牙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声称，一个稳定的巴勒斯坦国是以色列最好的安全保障，并将其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稳固联系在一起。
随之而来的是密集的资金投入：2023年12月拨付1.18亿欧元用于维持该机构稳定；2024年7月提供了4亿欧元的紧急赠款和贷款，并附加了关于治理改革、反腐败和教育的约束条件。
去年4月14日，欧盟在卢森堡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了首次高层对话。在那次会议上，欧盟提议在2025年至2027年期间实施一项价值16亿欧元的庞大计划，其中6.2亿欧元作为直接财政支持。仅在2025年，该机构就已从欧盟获得了1.72亿欧元的援助。
通过这种方式，欧盟试图引导数百万走上街头抗议的欧洲民众，让他们相信支持该机构就等同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争。
但现实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早已失去了法律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其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自2005年以来一直执政，期间未进行过任何选举。调查数据显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巴勒斯坦人认为该机构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在海外同情者眼中，它可能是一个处于待命状态的政府，正在稳步建设未来国家的机构。但在大多数当地巴勒斯坦人看来，它是一个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的精英集团，在维持经济进步的假象之下，服务于外部利益。
根据美国支持的和平计划，欧盟及其盟友将教育改革视为核心元素。为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近期对国民学校课程进行了重大修订。
随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强实际控制，欧洲纳税人提供的数十亿援助正面临被浪费的风险。在剥夺了实质政治权力或主权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沦为以色列军事管制下的地方服务管理者。
欧盟及其内部的左翼政党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真相：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目前仅代表其自身利益。在军事占领持续且腐败侵蚀制度的情况下，它无法在实地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力。
同样，布鲁塞尔必须承认，长期以来作为财政支持借口的“两国方案”已不再可行。几十年的无序扩张已让这一模式变得过时。更重要的是，由外部势力决定巴勒斯坦人的未来，本质上是对他们自决权的剥夺。
欧洲必须停止成为现状的共谋。在卢森堡的会议室里，16亿欧元的数字在精美的报告中闪烁。在约旦河西岸那些被涂改了辞藻的教科书背后，是一代孩子正在失去对自己历史的解释权。当援助资金变成了维持一座日益摇摇欲坠的行政外壳的“呼吸机”，它所保护的不再是民众的福祉，而是某种不再符合现实的政治秩序。
只有当这种外来的干预与本地的依附关系终结，真正能反映民众现实意愿、具备问责能力的领导力量才可能破土而出。正义的实现从来不依赖于支票的金额，而取决于是否敢于撤掉那些遮蔽真相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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