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银行客服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标准的普通话，客气又疏离。
“陈默先生您好，您查询的个人征信报告已经生成，稍后会发送到您的电子邮箱，请注意查收。”
我说好，谢谢，挂了电话。
办公室很安静，午休时间，人都出去吃饭了。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邮箱。
最近想申请一笔贷款，把手里几个网贷口子的债整合一下。三十七岁的人了，每个月被七八个还款日追着跑，手机上设了六个闹钟，备注分别是“A”“B”“C”“D”“E”“F”——不敢写具体名字，怕别人看见。催收电话从早打到晚，我学会了分辨哪些是真人哪些是AI，学会了用“正在开会稍后回拨”这种话术拖延时间，学会了在深夜关机。
学会了所有不该学会的东西。
征信报告在屏幕上慢慢展开，像一张病历单，把我这些年所有的财务状况赤裸裸地摊开。
个人基本信息，对。信贷记录，对。查询记录，对。
然后我看到了一行字。
“共同还款人：李秀梅。”
我的手停在鼠标上。
李秀梅。
我妈。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息屏，黑下去，映出一张陌生的脸。眼袋浮肿，胡茬泛青，眉眼之间有一道浅浅的竖纹，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我滑动鼠标，往下看。
“担保贷款，本金5，000，000，当前余额3，240，000，还款状态：正常。”
“最近24个月还款记录：正常。”
“最近6个月还款金额：50，000/月。”
五万。
每个月五万。
我算了算，六六三十六，六个月就是三十万。往前推，二十四个月就是一百二十万。再往前，从贷款发放日开始，三年多，一百八十多万。
她替我还了一百八十多万。
而我，三十七岁了，连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屏幕又亮了，弹出一封新邮件，是银行发来的征信报告附件。我没点开，只是看着收件箱里那一排邮件，广告、账单、催收通知、银行流水。
最后一封，来自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三天前。
“陈默，我是你妈。听说你最近不太好，有什么事跟妈说。”
我看了，没回。然后把短信删了。
妈。
这个字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上一次叫出口是什么时候？二十二年前？还是二十三年？那时候我十四岁，或者十五岁，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下雨，她拎着一个行李箱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我从来没见她穿过的藏蓝色大衣，头发盘起来，露出耳垂上两个小小的金耳钉。
她说，妈要走了，你跟奶奶好好过。
我说，你去哪儿。
她说，去很远的地方。
我说，还回来吗。
她没回答，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很凉，指腹有薄薄的茧，是常年踩缝纫机磨出来的。然后她转身，走进雨里，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滚出细碎的声响，越来越远，最后被雨声吞没。
我站在门口看着，雨水飘进来打湿了鞋面，奶奶在里屋喊我，让我别站那儿，会感冒。我没动，一直看到那辆绿皮出租车拐过街角，彻底消失。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她改嫁了，嫁到南方，男方有钱，开工厂的。她过好日子去了，顾不上咱们。她生了新儿子，新女儿，有新家了。她不管你了，你当她死了吧。
奶奶说的。姑姑说的。邻居婶子说的。所有人都这么说。
我一开始不信。我给她写信，寄到奶奶给的地址，一个月一封，写了半年，没有回音。后来不写了。再后来，我也不想了。
初中毕业我上了技校，学汽修。毕业之后进修理厂，从学徒干到师傅，从师傅干到自己开店。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两三万，身边围着一群人叫陈总。我飘了，膨胀了，觉得这辈子算是翻身了。
然后疫情来了，店关了，债欠了，老婆跑了。
信用卡刷爆，网贷借遍，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最后谁见我都躲着走。催收电话打到我奶奶那儿，八十多岁的人，拿着电话直哆嗦，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您别管。她说不信，非要把养老钱拿出来给我。我没要。
后来奶奶走了。
走之前那几天，她一直在念叨，说你妈要是知道你这样，该多心疼。我说您别替她说话，她早忘了还有我这个儿子。奶奶摇头，说不是，她不是那种人。
我没跟她争。
奶奶下葬那天，我一个人操办的。亲戚来了几个，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姑姑拉着我的手说，以后有事找姑，姑帮你。我说好，谢谢姑。然后她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坟前站着。
那天风很大，吹得纸灰到处飞，落在肩膀上，落在鞋面上。我蹲下来，把最后一张纸钱放进火里，看着它卷曲、变黑、化成灰烬。
我说，奶，您放心，我会好好的。
可我骗了她。
我没有好好的。
债越滚越多，利息比本金还高。我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最后连墙都没得拆了。催收说要起诉我，说要冻结我银行卡，说要上单位找我领导。我开始睡不着觉，半夜惊醒，心跳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我查过征信。查过很多次。
但从没注意到那一行字。
共同还款人：李秀梅。
我以为她是来要债的。
那天下午我没回公司。
我请了假，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湖面上的野鸭子发呆。鸭子游过来，又游走，水面上划出一道道波纹，很快就散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
那个号码我存了二十年，从来没拨出去过。存在旧手机里，存在新手机里，存在通讯录最底下，备注名是“妈”，但从来没打开过。
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喂？”
一个女人的声音，苍老了一些，但轮廓还在。那是我记忆里她的声音。
我没说话。
“陈默？”她叫了我的名字。
我嗓子发紧，清了清才发出声音：“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还好。
她没信，沉默着等。
我盯着湖面上的鸭子，说：“我今天查征信，看到了。”
她没说话。
“那些钱，”我说，“是你还的？”
“嗯。”
“为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断了。
“因为我是你妈。”
我说不出话。
她又说：“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公园东门口有一家咖啡馆，开在居民楼底下，门脸不大，玻璃门上贴着“营业中”的红色贴纸。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人来来往往，手心出了汗。
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
她穿着素净的灰色外套，头发剪短了，鬓角有几缕白发，脸上有了皱纹，眼角往下耷拉，嘴唇抿着，神情淡淡的。但那张脸，那个轮廓，那个走路时微微前倾的姿势，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她推门进来，四下看了看，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们对视了两秒。
她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服务员过来问喝什么，她要了一杯白水。我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没动过。
她看着我，目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点一点扫过去，像是在确认什么。
“瘦了。”她说。
我没接话。
她低下头，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看了一眼，是一张银行卡，还有几张纸，贷款结清证明。
“剩下的，都还完了。”她说，“你以后不用每个月还钱了。”
我看着那张卡，看着那几张纸，看着上面盖的红章，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奶奶告诉我的。”她说，“她走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我抬起头。
“她一直有我的号码。”她说，“每年过年，她都给我打电话，说你挺好的，让我别担心。我知道她骗我，但我没拆穿。”
我嗓子又紧了。
“那天她打电话，说你出事了，欠了很多钱，让我帮帮你。我说好。她问我还记不记得你生日，我说记得，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她在电话那头哭了。”
我看着窗外，阳光照在玻璃上，刺得眼睛发酸。
“后来她就走了。”她说，“我没赶上送她。”
我低下头，盯着面前那张结清证明，纸上的字有点模糊，看不清楚。
“这些年，”我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你去哪儿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一直在浙江。”
“嫁人了？”
“嗯。”
“他对你好吗？”
她没回答。
我抬起头看她。
她的眼睛红了，但没哭。她只是看着我，目光很复杂，有愧疚，有心疼，有我不知道的东西。
“陈默，”她说，“我知道你恨我。”
我没说话。
“你恨我是对的。”她说，“我走了，把你扔给你奶奶，二十年不管不问，换了谁都得恨。”
我听着。
“但有些事，你奶奶没告诉你。”她说，“我不敢求你原谅，但我得让你知道。”
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我走那年，你爸欠了一屁股债。”她说，“他做生意赔了，借了高利贷，人跑了，债主找上门来。房子抵了，东西搬空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他们堵在门口，说再不还钱就把你带走。”
我愣住了。
“我把你送到你奶奶那儿，跟她说让她看着你几天，我去筹钱。她说好。我走了之后，再也没敢回去。”
“为什么？”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疲惫。
“因为那些钱，我没还上。”
“你爸跑了，债主找不到他，就盯着我。我要是回去，他们就知道你在哪儿。你奶奶年纪大了，护不住你。我只能走，走得远远的，让他们找不到。”
“后来呢？”
“后来我到了浙江，进了工厂，打工还债。还了八年，还清了。等我想回去找你的时候，你已经大了。”
“你不回来看我？”
她低下头。
“我去过。”她说，“你上高中的时候，我去学校门口看过你。你穿着校服，骑着自行车，和同学有说有笑的。我看着你进了校门，然后就走了。”
“为什么不来见我？”
“不敢。”她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我，不知道我出现会给你添什么麻烦。我怕你奶奶跟你说我死了，然后我突然冒出来，吓着你。”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后来你上了技校，工作了，开店了，我都知道。”她说，“你奶奶每年都跟我说。说你挣钱了，说你要结婚了，说你在城里买了房。她说你挺好的，让我放心。”
她顿了顿。
“我就放心了。”
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很轻，很快就远了。
我看着面前这个女人，她的头发白了，眼角有了皱纹，嘴唇干裂，神情疲惫。她坐在我对面，像一个陌生人，又像一个我从未真正认识的人。
“那你后来……”我斟酌着词句，“你不是改嫁了吗？”
她摇摇头。
“那是你奶奶编的。”她说，“她想让你觉得我过得好，不用惦记我。”
“那你……”
“我一个人。”她说，“一直一个人。”
我说不出话。
她又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推到我面前。是一张照片，发黄了，边缘卷起来。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是她。那是我。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着照片里那个年轻的、笑得毫无阴霾的女人，再看看面前这个白发苍苍、满脸疲惫的老人，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塌了一块。
“这是我唯一一张你的照片。”她说，“走的时候带在身上，一直留着。”
我把照片拿起来，凑近看。
婴儿裹在碎花襁褓里，露着小脸，眼睛眯着，不知道在看什么。抱着他的人低着头，目光落在婴儿脸上，温柔得不像话。
这是我妈。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她抛弃了我，去过好日子了。我一直以为她嫁了有钱人，有了新家庭，早忘了还有我这个儿子。我一直以为她不管不问，冷血无情。
可她只是不敢回来。
她只是怕拖累我。
她一个人在异乡，打了二十年工，替我还了一百八十万的债，留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敢来看我。
我把照片放下，低头看着桌面。
咖啡馆里的音乐换了，换成一首老歌，一个女人在唱，声音沙哑温柔。
她也没说话，只是坐在对面，看着我。
沉默了很久。
“奶奶走的时候，”我开口，嗓子还是哑的，“有什么话留给我吗？”
她想了想，说：“她说让你好好过日子，别太累。”
我点点头。
“她还说，”她顿了顿，“让你原谅我。”
我抬起头。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哭。
“我说你不用逼他，”她说，“他不原谅我也正常。她不听，说你是好孩子，会懂的。”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她鬓角的白发。
窗外阳光照进来，落在桌上，落在那张发黄的照片上，落在她搭在桌上的手上。那双手很粗糙，骨节突出，指腹有厚厚的老茧，指甲剪得很短，边缘有点毛糙。
那是一双干了一辈子活的手。
我伸出手，覆在那双手上。
她的手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任我握着。
很凉。和我记忆里一样凉。
“妈。”我叫了一声。
她愣了一下，然后眼泪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酒店。
她住在一家连锁酒店，不大，但干净。我送她到房间门口，她没让我进去，说太晚了，你回去吧。
我说好，那你早点休息。
她点点头，站在门口看着我，没动。
我也没动。
两个人就那么站着，隔着半步的距离，谁都没说话。
走廊尽头有人经过，咳嗽了一声，电梯门开了又关。
“明天……”我开口。
“明天我就回去了。”她说，“厂里还有事。”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不再待两天？”
她摇摇头，笑了笑，笑容有点疲惫，也有点释然。
“不待了，看见你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我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
“这是我电话，还有地址。”她说，“你有空的话，可以来玩。”
我接过纸条，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着两行字，一行是手机号，一行是地址，浙江省某个市的某个镇，某某路某某号。
“好。”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那双手粗糙，温暖，带着薄薄的茧。
“你长大了。”她说。
然后她收回手，转身进了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看着门上金色的房号牌，看了很久。
电梯门开了又关，有人进来有人出去，走廊尽头的灯忽明忽暗。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纸条，把它折好，放进口袋里。
然后转身，走向电梯。
一个月后，我去了浙江。
那个小镇在山区，从高铁站出来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路两边是茶园，一层一层的，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采茶的人戴着斗笠，弯着腰，远远看去像一个个移动的墨点。
大巴在镇上停下，我下车，站在路边，四下看了看。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贯穿南北，两边是店铺、餐馆、小超市。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有小孩追逐着跑过，有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过去，扬起一阵灰尘。
我掏出那张纸条，照着地址找过去。
镇子东边，一条小巷尽头，有一栋三层的老房子。楼下是一家杂货铺，卖油盐酱醋、烟酒零食。门口坐着一条黄狗，见了我，抬头看一眼，又趴下去继续睡。
我走进去。
铺子里光线昏暗，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空气里有一股酱油和煤球混在一起的味道。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台小电视。
“请问，李秀梅是住这儿吗？”
老太太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看着我。
“你是谁？”
我说我是她儿子。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手里的遥控器，站起来，上下打量我。
“你就是陈默？”
我说是。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感慨，又像是别的什么。
“她在后头，”她说，“你从旁边那个门进去，上二楼。”
我说谢谢，然后绕到旁边，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
楼梯很窄，很陡，踩上去吱呀作响。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二楼，看见一扇半开的门。
我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谁啊？”
我说：“妈，是我。”
安静了几秒。
然后门被拉开。
她站在门口，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愣愣地看着我。
“你怎么来了？”
我说来看看你。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我走进去。
房间不大，十几平米，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放着一盆和好的面，旁边是擀面杖和切好的馅料。
“正包饺子呢。”她说，抬手擦了擦眼睛，“你坐，我给你倒水。”
我说不用，我不渴。
她没听，还是去倒了杯水，塞到我手里。水是温的，正好。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她站在桌边，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儿，最后搓了搓围裙上沾的面粉，在我对面坐下。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说照着地址找的。
她点点头，没再问。
沉默了一会儿，我看着桌上那盆面，说：“包什么馅儿的？”
“韭菜鸡蛋，”她说，“你喜欢吃的。”
我愣了一下。
她记得。
她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桌边，说：“我来帮忙。”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但很快低下头去，说：“好。”
我们开始包饺子。她擀皮，我包。我包得不好，歪歪扭扭的，她看一眼，没说话，只是把那些歪的重新捏了捏。
“妈，”我说。
“嗯？”
“这些年，你一个人，怎么过的？”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就那样过呗。”她说，“打工，攒钱，还债。后来债还完了，就在这个铺子里帮忙，老太太人好，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点零花。”
“你不想我吗？”
她没回答。
我看着她。
她低着头，专注地擀皮，擀面杖在面团上滚过，一下，一下，节奏平稳。但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想。”她说，声音很轻。
我放下手里的饺子，看着她。
“那你怎么不回来？”
她沉默了很久。
擀面杖停下来，被她放在桌上。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
“我不敢。”她说，“我怕你恨我。我怕你问我为什么走，我说不出口。我怕你过得好好的，我突然冒出来，给你添乱。”
“你不会的。”
她摇摇头。
“我不知道。”她说，“我只知道，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不清。”
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看着她粗糙的、沾着面粉的手。
我伸手，把她拉进怀里。
她僵住了，整个人像一块石头。
然后，她慢慢放松下来，把脸埋在我肩上，无声地哭起来。
肩膀湿了，热热的。
我没说话，只是抱着她，抱着这个我二十多年没见的女人，这个我以为抛弃了我的女人，这个替我默默还了一百八十万债的女人。
窗外有鸟叫，叽叽喳喳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们身上，落在那盆没包完的饺子上。
楼下传来老太太的声音，在喊什么，听不清。
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我抱着她，想着这些年的误会，想着她一个人在异乡度过的那些日子，想着她每次去学校门口看我却不敢现身的时刻，想着她接到奶奶电话时的眼泪。
我想起奶奶走之前说的话。
“你妈要是知道你这样，该多心疼。”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
原来她一直在心疼。
原来这世上，从始至终，都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爱着我。
只是我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们包完了那盆饺子，煮了，吃了。
韭菜鸡蛋馅的，和记忆里一个味道。
吃完，她洗碗，我站在旁边看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佝偻的背影上，照在她粗糙的手上。
“妈。”我说。
“嗯？”
“以后，我常来看你。”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好。”她说，声音轻轻的。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得整个房间亮堂堂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张发黄的照片，照片里她抱着我，笑得眼睛弯弯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
那个笑容还在。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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