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和家人在陕西省咸阳市度过。咸阳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在渭河北岸，与西安大致隔河相望。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咸阳在一片地势较高的塬地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因而得名“咸阳”（咸有“皆、都”之意）。
这座城市在历史书中曾频繁出现。约2400年前，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将都城自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迁至咸阳。其后，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六国，咸阳成为全国首都。直到今天，咸阳市政府所在区仍名“秦都区”。
秦朝覆灭后，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宫。打败项羽的刘邦仍选择在关中建都，但没有在渭北废墟上重建，而是在渭河南岸的长安乡建立新都。汉长安城址较秦咸阳宫南移，但辖域与原秦咸阳县大体重合，只是政治中心从渭北移至渭南。所以，司马迁说：“长安，故咸阳也。”隋唐时期，都城在汉长安城基础上向东南移动约三公里，形成今日西安主城区所在位置。而渭河之北的咸阳，因地势高，成为集中埋葬汉唐帝王的地方：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都位于今咸阳境内。
自秦至唐末，“咸阳-长安”一带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延续近千年。唐末以后，在变乱时期，这里往往是中原与北方力量的逐鹿之地；在大统一时期，则一直是西北部的区域中心。
如今的咸阳，历史并未消失，但历史更多沉寂在了地名、遗址与叙述之中。这是我第三次到咸阳，从最初的好奇到逐渐熟悉，我对这座城市也形成了几分具体的观察。
一、咸阳与西安行政区划背后的制度平衡
咸阳虽然是一个地级市，与西安互不隶属；但初到咸阳的人，往往会感觉咸阳像西安的一个市辖区，只是离市中心稍远一些。因为西安到咸阳城区驾车不过20公里（对于北京打工人，这是“可以接受”的通勤距离），西安地铁也早已通到咸阳。咸阳城区和西安只隔着渭河，确实可以说同属一个地理单元（咸阳北部还有礼泉、泾阳等县域）。
所以，西安咸阳的一体化一直在被广泛讨论，多年来也确有不少一体化对接项目落地。但西安市与陕西省，对这一议题的态度似乎存在着某种微妙差异。
对西安而言，作为副省级城市和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整合周边资源，本身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将咸阳或咸阳的一部分在行政区划上纳入西安，西安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城市腹地和更大的发展尺度。类似的案例是2011年安徽撤销巢湖市，将其一分为三，其中关键部分划归合肥，成为合肥近年来城市规模扩张和产业承载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但从省级层面看，陕西省考虑的问题可能略有不同。如果西安与咸阳最终在行政区划上实现实质性合并，西安形成体量更大的“超级大市”，那么省级单位对西安市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弱化。在这种预期下，陕西省在西安之外保留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级市（咸阳），也许有着制度平衡上的考量。
图片来源：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2024年8月）
历史上，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可供对照的案例。1958年至1967年间，天津曾被划为河北省辖市（同时作为河北省会）。但由于天津作为重要港口和工业基地的特殊地位，以及在华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1967年天津被重新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如今，即使河北唯一的“211高校”河北工业大学仍在天津，但天津早已不隶属河北。
行政区划的变动，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拼接或分割，更涉及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治理结构与协调逻辑。
二、时代变迁中的产业变化
咸阳的工业基础较为扎实，其工业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 “三线建设”——196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西部展开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动。这一时期，一批来自东部城市的工业与科研单位陆续迁入咸阳及周边地区，使咸阳迅速完成了从农业地区向工业城市的转变。改革开放前后，咸阳市标志性的企业之一是1979年开始建设的彩虹电子显像管总厂，主要生产彩色电视用的电子显像管，极盛时其产值占咸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60%（经济日报，2019年）。这一时期咸阳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结构，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产业人口来源于全国支援。来自东北、河北等地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在咸阳扎根定居、支持产业建设，繁衍至今。如今不少咸阳家庭的户口本上，祖籍地并不是陕西。
第二，企业办社会。企业单位不仅承担生产职能，也承担教育、医疗和生活组织功能。当年的春节，各企业厂区会举办盛大的烟花表演，是不少咸阳人的童年记忆。
第三，中外合作。1980年代，正值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第一阶段。彼时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力极强、贸易顺差很大，企业出海成为日本解决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问题的举措之一。不少咸阳企业在资金和技术上与日本的日立、东芝等企业有很多合作。如今咸阳有一家彩虹宾馆，最初作为彩虹厂的招待所存在，据说当年很多日本合作方的员工就住在那里。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与技术的变迁相互交织，咸阳的产业发展也随之出现了较大变化，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是技术变革带来的“创造性破坏”阵痛。“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提出的概念，意指新技术的涌现，往往在创造新产业、塑造新动力的同时，彻底摧毁旧产业的生存空间。2000年前后，咸阳的国有工业企业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其中缘由，既有同时期国企转型大潮的影响，也有技术迭代带来的冲击。例如，作为咸阳的主要企业之一，彩虹厂生产的彩色显像管，造出来的就是以往常见的“大屁股电视”；但进入2000年代，等离子、液晶等新型显示技术登场，电视得以变薄变大、挂上墙壁，彩色显像管电视在短短数年间从主流沦为滞销品。产值曾占咸阳工业半壁江山的彩虹厂，一时陷入较为困难的局面。
其二，产业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土地、资金与配套条件，常常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变量，这背后也体现出区域间围绕产业布局展开的现实竞争。面对显示技术的更替，咸阳原有的显示器制造体系开始转向液晶显示的核心基础材料——液晶基板玻璃。这种材料相当于液晶屏的“地基”，像素电路都建立在其上，长期以来全球市场主要由美国康宁、日本旭硝子等企业主导。2005年，咸阳企业生产出我国第一块第五代液晶基板玻璃，打破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有趣的是，咸阳企业技术突破后的产能扩张并非在咸阳，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合肥市。技术突破之后，扩大产能、建设新一代生产线仍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咸阳市财力有限，协调新增融资也并非易事。咸阳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生产基地，合肥市适时伸出了橄榄枝，提供了土地、资金和配套政策支持；此后，该企业在合肥先后建立了液晶基板第6代、第7.5代线和第8.5代生产线。
其三，产业政策并非百试百灵，产业发展的方向依然被市场这双无形的手把控。从业者提到了西南地区某显示器制造国企的例子：同样是面对新技术浪潮，同样获得了充分的政策支持，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彼时该企业在战略重心上更倾向于等离子路线，而非液晶。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个显然错误的选择：等离子与液晶是两种不同的平板显示技术，前者画质出色、响应速度快，后者功耗更低、成本下降空间更大。彼时两条路线并驾齐驱，业内对谁能最终胜出并无定论。事后，液晶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技术路线的优劣才随之显现。
这或许是产业政策最难以回避的内在局限：政策可以提供资金、土地与组织协调能力，却无法替代市场对技术路线的最终裁决。产业政策所能做的可能更多是托举和协调，而非替代市场对技术路线的最终选择；市场的逻辑是残酷的，但也是开放的，选对了方向，便能在困境中重新走起来。
三、当机器人不再昂贵
说到工业企业，眼下绕不开的话题是智能化与自动化的浪潮。在聊天时，一些咸阳工业企业的从业者称：自动化其实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80年代，咸阳某企业就曾建设了一条全自动生产线；但没过多久，这条线便被弃用了。原因很简单，当时的自动化技术价格昂贵，而人力便宜得难以想象。
当时一台生产用的工业机器人造价将近百万元，工人的月工资却只有三位数甚至更低。与此同时，随着城乡转型加速，工厂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地区招募年轻人培训上岗。这些工人不知疲倦，加班在他们眼里不是负担，而是多挣钱的机会。在这样的成本结构下，自动化生产线根本不划算。
时至今日，机器人和自然人的成本账已经彻底翻转。据从业者介绍，如今一台工业机器人的造价已降至20万元左右，且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转，无需休息。而要维持同等的产能，雇佣人工则意味着三班倒、持续的招工培训、不断上涨的用工成本。两相比较，天平已经倒向了机器。这背后是两条曲线长达数十年的反向运动轨迹：一条是技术进步推动的机器成本持续下降；另一条是经济发展推动的人力成本持续上升。当两条曲线在某个历史节点相遇，结构性的替代便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咸阳的故事并非是一个西北城市的地方叙事，而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共同轨迹。时代的波动未必总是惊天动地，更多时候，是在账本、技术参数和用工结构里缓慢完成的。等到人们回望时，才发现一个产业、一座城市，乃至一代人的生活方式，都已悄然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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