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做出了进入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并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接下来只要渡过大渡河，便能一马平川，脱离险境了。
当时，去大渡河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的崎岖山路，另一条则是通往成都的宁雅正道。
前一条是石达开当年走的死路，蒋介石认为红军不会走这条路，一定会走宁雅正道。
5月10日，也就是红军渡过金沙桥的第二天，蒋介石从贵阳飞抵昆明，亲自布置“大渡河战役”。
当时，蒋介石对部下说：
红军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之覆辙。
为了让朱毛红军当“石达开第二”，蒋介石大手一挥，一面让刘湘、杨森、刘文辉等部在宁雅正道的汉源富林一线布置重兵，并在大渡河北岸固守；另一方面下令薛岳尾随红军渡过金沙江，对红军进行南北夹攻，一举将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地区。
当时，红军不过两三万人，而国民党军中央军加川军则至少有20万，如果真如蒋介石所料，这一次红军真就陷入死地了。
然而，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红军竟然没走宁雅正道，而是一头扎进了彝族区，完美避开了国民党军的伏击。
红军进入彝族区后，积极与当地人搞好关系，还与彝族首领小叶丹达成结盟，最终顺利通过了这条被视为畏途的道路。
石达开当年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与彝族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结果遭到彝族武装围攻，直至兵败大渡河。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让薛岳和杨森等部火速赶往安顺场，打算在大渡河畔将红军全歼。
一开始，红军确实打算在大渡河过河，但蒋介石早就实施了坚壁清野之策，将安顺场四周的房屋全部烧毁，还将所有船只烧毁或调走，结果红军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了几条小船。
即便如此，红军还是利用几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还击溃了刘文辉部一个营。
由于缺少船只，大军从安顺场渡河需要的时间太长，而敌人又在火速赶来，所以红军必须想其他办法渡河，不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这时候，一个叫宋大顺的清末秀才给毛主席指了条路，说沿大渡河而上160里处有一座桥，名叫泸定桥，是康熙年间建造的，由十几根大铁链子组成，十分坚固，过千军万马都没问题，可以赶在敌人之前在那里渡河。
正如宋大顺所言，蒋介石误判了红军去往大渡河的道路，将兵力主要集中的宁雅正道，泸定桥便成了战略部署中的“边角位置”，不但泸定桥防守薄弱，从安顺场去泸定桥的一路上，更是没有任何兵力驻防。
于是，毛主席果然决策，派遣一支先遣队迅速沿江而上，控制住泸定桥，以便大军渡河。
唯一的难点在于，沿着大渡河从安顺场去泸定桥的道路十分崎岖难走，会影响行军速度，万一无法及时抵达，又被敌人发现了动向，那就麻烦了。
事实上，红军的动向确实被敌人发现了。
5月26日，刘文辉便得知了红军一部顺利渡河的消息，便亲自从雅安到前线指挥作战，第二天他又听说红军左右两个纵队正在沿河而上，便感到十分着急，他非常担心红军攻打康定、泸定，于是火速派遣袁国瑞旅第38团增援泸定桥，阻止红军左纵队（即黄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从泸定桥渡河。
红军左纵队的行军速度很快，于5月29日黎明时分抵达泸定桥，但刘文辉部第38团却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抵达泸定桥。
按理说，刘文辉有一个晚上时间炸掉泸定桥，从而堵死红军渡河之路，而且蒋介石也下令让他炸桥了。
但刘文辉没有遵令行事，只是让人拆掉了桥上铺设的木板，并在东桥头附近构筑工事，架设机枪和迫击炮，用密集的火力阻止红军渡河。
那么，刘文辉为何不炸桥？
写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刘文辉当时的处境了。
刘文辉是川军有名的大军阀，巅峰时期他控制了四川近一半土地，手上兵力多达12万，与堂侄四川省主席刘湘平分秋色。
不过，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的“二刘争川”中遭遇失败，只能带着两万残兵退守西康，要不是刘湘放他一马，他连西康都待不住。
1935年红军抵达大渡河时，刘文辉刚刚在西康站稳脚跟，这时候他的敌人不是刘湘，而是蒋介石和红军。
蒋介石在击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军阀之后，又将目光投向川康地区。
当红军长征抵达大渡河时，蒋介石下令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川军军阀“围剿”红军，刘湘和杨森兵多将广，为了不得罪蒋介石，纷纷调兵遣将，积极参与“围剿”红军；而刘文辉兵少，又担心蒋介石拿自己当炮灰，一旦自身势力受损，中央军再趁机进入西康，那自己的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刘文辉对“围剿”红军之事态度消极，为了保存实力，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出兵，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和不断威胁下，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在安顺场对岸布置兵力防守，他的想法是，只要红军不进入西康，威胁他的统治地位，他就不参与“围剿”红军。
所以，刘文辉之所以不炸泸定桥，考虑的因素很多。
首先，泸定桥不能炸，如果炸了，他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康熙年间，西康藏区与汉族居住区之间货物流通，主要依靠渡船运输或溜索转渡，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有时候货物不能及时运走，便会造成两岸货物堆积如山，一些鲜活食品经常因为无法及时过河而腐败。
为了加强内地与藏族地区的交流，也为了使货物及时转运，增加经济活力，促进社会发展，康熙帝下令建造泸定桥，13根大铁链子横跨两岸，再铺上木板，便可顺利过河。
泸定桥十分重要，几百年来一直是川藏往来的唯一通道，有了这条通道，藏区的皮毛、药材得以运输到四川，四川的盐巴和布匹得以运送到藏区，可以说泸定桥撑起了两岸的经济，解决了无数商人和百姓的生计。
西康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体，刘文辉刚进入西康时，就采取了“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政策，积极改善同藏族的关系，他本人也到靖化广法寺皈依佛教，这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他得到广发藏族同胞的支持。
如果刘文辉把泸定桥给炸了，他便得罪了藏族同胞，一旦失去藏族同胞的支持，他在西康的统治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并且，西康十分贫瘠，物资并不丰富，刘文辉想要在西康得到长足发展，必须通过泸定桥从外地运送军火和物资到西康，如果炸了泸定桥，就等于是断了发展之路，这种傻事他肯定不会干。
更关键的是，泸定桥一旦被炸，他就没了退路，以后一旦西康有事，他连一点回旋空间都没有。
有人说，泸定桥炸了还可以重建，为什么不能炸？
还是那句话，西康十分贫瘠，刘文辉如果炸了泸定桥，未必有重建的能力。
事实上，刘文辉即便真的打算炸了泸定桥再重建，也是不可行的，因为炸一次就会激起民怨，不等他重建大桥，他可能就被赶出西康了。
其次，刘文辉不炸泸定桥，是为了不得罪红军。
刘文辉深知，泸定桥是红军唯一的退路，如果他把桥给炸了，等于是向红军宣战，万一红军跟他来个鱼死网破，他吃不了兜着走。
刘文辉把泸定桥桥面的木板撤走，在东桥头修工事，布置密集火力点，这些举措既是为了让红军知难而退，去别的地方，也是为了让蒋介石看到自己有所行动。
所以，刘文辉不炸桥，就是为了不把事情做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是川军军阀一直以来秉承的生存原则，就像当年刘湘给他活路一样，他不能破坏这个原则。
刘文辉其实很清楚，并不是他一人不想“围剿”红军，刘湘、杨森也不是真心“围剿”红军，都是被蒋介石给逼得，大家都在应付差事，他又何必当出头鸟。
再次，刘文辉不炸桥，是对红军的低估。
刘文辉认为，即便不炸桥，红军也很难通过泸定桥，毕竟他在桥头布置了密集火力点，红军武器装备那么差，绝对无法逾越，只能另寻他路。
但让刘文辉没想到的是，红军将士英勇无比，在火力的掩护下，22勇士飞夺泸定桥，西岸的右纵队抵达后又起到牵制作用，结果他的部队损失惨重，泸定桥最终丢失。
刘文辉在战略上步步迟疑，在战术上准备不足，导致他守住泸定桥的愿望落空，好在红军只是借道而不抢地盘，他这才稍稍松口气。
一个说法是，红军飞夺泸定桥，其实是刘文辉放水，这个说法其实不对。
红军决定抢夺泸定桥后，刘文辉不但派了一个团增援泸定桥，另外又派出去两个团，一个团负责骚扰紧跟左纵队其后的红一师主力，阻止红军接近泸定桥，另一个团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泸定桥或阻击红一师。
从刘文辉的军事部署可知，他是真的不想让红军过泸定桥进入西康腹地，毕竟他与红军没什么交情，不可能不有所防备。
刘文辉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是军阀，有当“四川王”的志向，却也有爱国爱民之心，蒋介石实施独裁统治，用“驱虎吞狼”之计阴谋夺取西康，实际上让他非常反感。
红军虽然也有威胁，但一直以来名声不错，所以相比较而言，刘文辉认为蒋介石威胁更大。
正因如此，刘文辉虽然参与了“围剿”红军的行动，但他最担心的其实是蒋介石，防红军的同时更防着蒋介石。
但是，如果就此说刘文辉给红军放水，也不客观。
只能说，1935年的刘文辉，是一个被红军认为是可以争取的人，但绝不是我们的人。
在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整个过程中，刘文辉都显得十分迟疑，对红军的防守其实十分松懈，反而重点提防蒋介石夺取西康。
在安顺场对面，刘文辉竟然只驻扎的一个营兵力，泸定桥的兵力则更少，那他的兵都去哪儿呢？
答案是分散驻防在西康各要地，主要是在防蒋介石，顺便防备红军过河后发起进攻。
刘文辉防红军，只是不想让红军过河，所以他调走了安顺场附近的船只，拆到泸定桥的木板并架设火力，他以为这样红军就无法过河了，便将主要精心放在防备蒋介石这件事上。
而刘文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恰恰被毛主席看到了，毛主席就是要利用“老蒋和四川军阀并非一条心”这一特点，为红军带来生机。
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从安顺场渡河不利到抢占泸定桥，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利用的便是刘文辉思想不定导致的迟疑，结果刘文辉真就没炸泸定桥。
许多文章都说刘文辉给红军放水，笔者翻了很多史料，都没有发现相关证据。
只能说，刘文辉按蒋介石要求防守红军了，但并不积极，因为“围剿”红军对他没有太多好处，反而防着蒋介石才能让他保住西康。
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并未在西康作过多停留，而是转道北上去了陕甘地区。
刘文辉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表现，让红军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所以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我党派遣地下党员与之取得联系，双方一拍即合，刘文辉开始实施“联共自保”之策，用共产党的力量来对抗蒋介石对西康的觊觎之心。
自那之后，刘文辉与我党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直至1949年12月在西康起义，带着西康省回归人民怀抱。
现在回头来看刘文辉不炸泸定桥之事，笔者认为这是他在复杂局势下的一种生存智慧，是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的必然结果。
而泸定桥见证的，不仅仅是红军打开了通往胜利之门，也是旧军阀在历史洪流中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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