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村随笔（外三种）》，[清]谭宗浚著，李霞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60页，68.00元
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年推出的“岭南史料笔记丛刊”系列，致力于粤地士人笔记之标点整理，选目精审，体例严谨，甫经问世即获学界瞩目（参周松芳《史料别裁有新篇》，《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4年9月25日）。截至目前，此系列仍在陆续出版新品，骎骎日上，势头可喜。
笔者素来关注两广文献，对该丛刊之面世颇为欣喜，自然留心购读。其中2023年出版的谭宗浚（字叔裕，广东南海人）《荔村随笔（外三种）》（李霞点校，下文简称“整理本”）一书，虽篇幅短小，然叙事状物，生动传神，更得胡文辉先生专文推介，相得益彰。然《整理前言》谓现存《荔村随笔》仅有民国三十年（1941）《辛巳丛编》铅印本，则不尽合于实情。笔者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发现《荔村随笔》抄本一册，经考证为《辛巳丛编》所据底本，并由此钩沉出一段近代书林掌故，不敢自秘，草成此文，以飨同好。
藏园抄本《荔村随笔》发微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荔村随笔》（索书号：rb3282），因属于民国时期抄本，在一般古籍普查与著录范围（1911年及以前）之外，故《复旦大学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以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上海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均未著录，只能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站检索得到，因此向来无人留意。该书版本项著录为“江安傅氏三异斋钞本”。一函一册，纸捻装，半页十行，行大字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黑鱼尾。版框左下镌有楷书“三异斋校录”八字，“三异斋”为藏园老人傅增湘室名之一，此本即用藏园格纸抄成，下文简称“藏园抄本”。
据《辛巳丛编》本《荔村随笔》王欣夫跋，藏园抄本系据谭氏后人所藏谭宗浚手稿钞录。原稿今已不知飘堕何处，但通过藏园抄本，仍可以窥见部分原本特征，例如藏园抄本不仅有总目冠首，且正文每条皆有小标题，揆诸情理，当是沿袭原稿体例。《辛巳丛编》排印时，各条标题皆一仍旧贯，并未擅加增改，故整理本《前言》所谓“《随笔》标题未必即著者所拟，或为整理者所增”之疑，可涣然解释矣。
藏园抄本内有朱墨二色批校，主要是校正字形，填改讹字，不难看出，藏园抄本正是《辛巳丛编》本的工作底稿，盖经校改过后，即交付抄胥或径付印厂，直接据以排印成书。单从文字校勘角度出发，藏园抄本相较于《辛巳丛编》本，并无独有的优长。
然其中亦有值得注意者，藏园抄本首页有“记科场事三则”一条，其第一则首末有墨笔钩画表示删除，并在书眉批示“此条勿印”，原标题“三则”亦相应填改为“二则”（图一）。
图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藏园抄本《荔村随笔》
经查《辛巳丛编》本及整理本，均无此条内容，其文如下：
道光某科会试，三场策问内有“循吏”一条，述唐循吏第五访，误作“第五伦”。而第一问经学亦误，以郑康成、陆德明时代倒置，举场哗然。潘芸阁总督锡恩时任副宪，据以入奏。时总裁则吴县潘文恭公也。时人为之语曰：“第五伦混充第五访，潘锡恩奏参潘世恩。”
第五伦、第五访为祖孙关系，二人均为东汉循吏（原书谓“唐循吏第五访”，当是笔误）。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大师，遍注群经，有“经神”之誉；陆德明历仕陈、隋、唐三朝，后世一般称为唐人，所著《经典释文》也是经学要籍。郑、陆二人年代先后，在科举时代属于文化常识，因此考题中出现如此低级错误，势必引起舆情问题。当时主考官是潘世恩（江苏吴县人，谥文恭），时任左副都御史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遂奏参主考官，这才有了“第五伦混充第五访，潘锡恩奏参潘世恩”之语。
这条记载未必尽实，查《清史列传》潘世恩传，潘世恩先后于道光十二年、十六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任会试主考，按王家相等《清秘述闻续》，四次会试考题并未涉及上述内容。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潘世恩子潘曾玮在顺天乡试中被控嘱托誊录，潘世恩有管教不严之过，被降三级留任，不知此事是否即为后来传闻的原型之一。
潘世恩科场出丑佚事真伪，姑置不论。而这一删改行为背后，实有一段隐情，作为《辛巳丛编》执行主编的王欣夫先生在其《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一“《荔村随笔》一卷（江安傅氏三异斋钞本，傅增湘手校）”条下对此隐晦提及（引文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叔裕以鼎甲久官京朝，多闻故事，随笔记载，虽一卷书，而往往为人所未知。惟每涉禨祥怪异，不脱《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窠臼，此其所短也。傅沅叔先生从其后人所藏手稿钞出，并以朱笔校其脱讹见寄，余已缀跋印入《辛巳丛编》矣。其中“记科场事”本有三则，其一则云：（引者按：中略）时余印丁秉衡先生《荷香馆琐言》有记潘郑庵家事，代人受过。因将此条删去，以省口舌。沅叔先生见之大不为然，谓：“卷中所记诸公，时代犹近，孰无子孙，安得人人而讳之？且所记既为事实，自有作者负责，彼即仗势，又奈我何？”余深愧其言，今补识于此，以志余过。
从本条记载，可知藏园抄本上的朱笔批校为傅增湘手笔，抄胥迻录完成后，傅氏便持原本覆校一过。至于删削“记科场事三则”首条之缘由，实与此前编印丁国钧（？-1919，字秉衡，江苏常熟人）《荷香馆琐言》所载潘祖荫家事有关，从“孰无子孙”一语可知，此书所载触怒吴门“贵潘”族裔，而迁怒于王欣夫。经此风波，王欣夫于涉及潘家的记载格外审慎，宁可删削，以免节外生枝。
《清代学者象传》之潘祖荫像
《荷香馆琐言》所载潘氏家事
《荷香馆琐言》为丁国钧所撰笔记，内容广泛，多记见闻，兼以考证，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最初由松江雷瑨主编的《文艺杂志》（扫叶山房发行）连载，其后王欣夫从潘利达借得稿本（当为《文艺杂志》排印所据），印入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丛编》（参《丙子丛编》本《荷香馆琐言》王欣夫跋）。
收录《荷香馆琐言》的《丙子丛编》，与收录《荔村随笔》的《辛巳丛编》，皆属于《八年丛编》。所谓《八年丛编》，是民国时期王保譿、赵诒琛、王欣夫等主持编印的一套古籍丛书，年出一辑，以当年干支命名，故亦称“干支丛编”，王欣夫先生的题跋与书录中则称其为“纪年丛编”。这套古籍丛编始刊于1934年（甲戌），至1941年（辛巳）出版第八辑，此后囿于客观因素，不再续出，遂有“八年丛编”之称。
《八年丛编》所收多为稀见小种，四部兼采，尤以经、史二部最具特色，所收书多为吴人著述，在保存乡邦文献、促进古籍流通等方面贡献匪鲜，吴格先生《重印〈八年丛编〉说明》一文有详实的介绍（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八年丛编》卷首；另见《文献形役录》，中华书局，2022年），此不赘。
由于是民间自发辑印古籍丛书，主事者经济能力有限，《八年丛编》在资金筹措与销售上采取股份制形式，一股国币十元，通常一人捐一股，也可多人共捐一股，每股得书一部。同时，又在编末列出集赀名单（或称集印姓氏录），表彰各股东贡献之多少。这种出版形式，颇有类于后来的“征订”，而更像近年流行的“众筹”。目前《八年丛编》的集资名单尚存四编，是了解《八年丛编》背后由古籍出版活动串联起的“朋友圈”的重要史料。
《丙子丛编》本《荷香馆琐言》所载潘祖荫家事，即是王欣夫与贵潘族裔龃龉的直接原因。其中曲折，王欣夫在《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癸卯稿》卷三“《荷香馆琐言》不分卷（手稿本，上元宗舜年、常熟丁祖荫校）”条末亦有提及：
忆余受教于先生，有知己之感，故搜其遗著而传之。乃中有《潘文勤事》一条，触怒其族裔某，遂生嫌隙，实并无诋毁语也。一时师友颇为余不平。亦刊书一小掌故，聊复记之。
今按《丙子丛编》本《荷香馆琐言》卷上正有《潘文勤事》一条：
文勤身后，其弟以红木书橱二售于铺中，谐价五十金，开橱见满堆闱墨，以无用，与铺中，铺中人亦不要，弃之潘氏大门内而去。某君（并忘其名，现官曲靖太守）寓文勤对门江阴会馆中，见而撷视，则皆黏贴名人手札，喜甚抱归，一人取不尽，又呼仆挟出。夏闰枝太史过见之，夺得三册，皆何子贞手迹。闰枝云首数册尤可爱，盖皆张石舟、苗仙麓诸君札也。每人手笔，各自为册，文勤爱才，即此可见。艺风师为余言如此。丙午四月记。
此条内容，系丁国钧闻诸乃师缪荃孙的佚事，略谓潘祖荫身后，其家属对于先人遗产弃如敝屣，然其所弃者实为名家遗墨，有何绍基、张穆、苗夔等手札，因而引来夏孙桐等名士攘夺。平心而论，王欣夫“实并无诋毁语”之说并非强辩之语，但若“上纲上线”，则可用来指摘潘氏后人不知书、“不识货”。换言之，此则佚事之解读可大可小，全在阐释者之用心。
相形之下，《荔村随笔》所载科场案事，则属实实在在之失误，弄错基本的经学史常识，况且又是名儒潘世恩，一时贻笑大方，自属必然，无疑为“家丑”。“其族裔某”对前一则佚事已反应激烈，遑论科场出丑之事，无怪乎王欣夫宁可删减原文，亦不愿招致口舌之怨。
谁是“其族裔某”？
综合前文所述，可对“其族裔某”身份作如下推断：其一，此人无疑为贵藩之后，当即为潘世恩、潘祖荫一支，故而对先祖声誉尤为关切。其二，此人或曾参与《八年丛编》之编纂，或对《八年丛编》有深切关注，并和王欣夫交谊不浅，否则王欣夫不会如此忌惮，以致不惜“自我审查”“自我删节”。
前文已及，《八年丛编》的刊印出版形式接近于“众筹”，且目前有四编之末附存类似“众筹名单”的集资表。今检《丙子丛编》之末即附有集资表（图二），其中吴县潘姓者有二：一为潘利达，二为潘承弼。
图二：集印《丙子丛编》姓氏录
潘利达（1892-1972），字圣一，时任职于东吴大学图书馆。潘承弼（1907-2004），号景郑，别号寄沤，藏书斋号“宝山楼”。时与乃兄潘承厚（1904-1943，字博山）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藏书界。
“其裔孙某”为潘利达的可能性甚微。考诸事实，《丙子丛编》本《荷香馆琐言》的底稿即得诸潘利达，他不仅协助王欣夫校勘书稿，更为此书撰写了两条按语。若他真对书中内容有所不满，当不会如此热忱提供底本并参与编校工作。
就现有材料来看，潘承弼的嫌疑更为显著。其一，作为潘祖荫之侄孙，他与“潘文勤事”具有直接关联。其二，从《八年丛编》现存集资记录可见，潘承弼虽参与《丙子丛编》集资，但此后便未再参与，这或许是对《丙子丛编》不满的表现；潘利达的参与程度则持续加深——集印《丙子丛编》时与凌汀鸶合捐一股，至《丁丑丛编》又独捐一股，至于编印《辛巳丛编》时更是独捐三股（见图三），与傅增湘、严昌堉等并列，足见其对《八年丛编》的支持程度。
图三：《辛巳丛编》集赀题名
而潘承弼所以对《荷香馆琐言》中的《潘文勤事》一条大为光火，可能也与民国初年一场版权公案有关。
署名潘祖荫撰，实为叶昌炽（字鞠裳）执笔的《滂喜斋藏书记》，是近代书目题跋著述的要籍。而其家刻本与陈乃乾铅印本的版权公案，至今仍是书林掌故（参顾廷龙《滂喜斋藏书记跋》，《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简而言之，民国初年，由潘祖年、叶昌炽主持，《滂喜斋藏书记》家刻本刊成，为免因此书流通招致外人纷至沓来求观善本，故当时除刷印朱印本若干部“内部流通”以外，未再印行。1925年，潘祖年逝世。同年，陈乃乾据来源不明的传抄本铅印出版《滂喜斋藏书记》，并在序中就缪荃孙求观善本被拒一事借题发挥，指斥潘氏后人的气度与学问：
光绪末，潘氏子出其稿付梓，已成矣。江阴缪筱珊太史得红本于梓人许，驰书潘氏议借书，潘氏子大怒，以为《藏书记》若出，则踵是以来者将无厌，遂封其板归，禁不许印书。文勤图书之富，甲于吴中，……后嗣不肖，不能绍述其业，并其编目而湮没之。……凡同好从缪氏传钞《藏书记》者，每相戒毋使潘氏子知。余念文勤累积之劳，与夫鞠裳先生缀录之苦心没而不彰，后死之责，敢昭告于二公之灵而刊传之，潘氏子其大怒所无惮。
尽管陈乃乾序自署“甲子冬”（1924年末），但在潘祖年逝世的节骨眼上推出此本，自然会给潘氏后人造成恶劣印象。加之陈乃乾铅印本校勘质量低劣，不免有损于潘祖荫、叶昌炽的形象。因此1928年，潘氏后人正式印行此书，王季烈作序、潘承厚作跋，不点名提及缪荃孙求观善本被拒事，并对陈乃乾的言论作了一番回击。
此事应当是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一件敏感的心结，经历此次事件以后，他们再看到关于潘氏家事的议论，心态可能难免有些不平。而丁国钧《荷香馆琐言》的《潘文勤事》一条，既对潘氏后人能否世守藏书提出质疑，又出自与潘氏颇有过节的缪荃孙之口，可谓多方面地戳中潘氏后人的痛点。可能在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看来，这条记载此时未免显得太“要素拉满”，自亦不免怀疑此时此地刊印此书是否与陈乃乾有关。丁氏墓木已拱，自然不能与其问责，唯有向丛书执行主编王欣夫“兴师问罪”了。
余论
虽然潘承弼自《丙子丛编》以后未再参与集资，但他对《八年丛编》的关注并未中断。例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己卯丛编》所收《靖康稗史》一书——今日已知其为伪，但彼时犹是学界关注的珍秘——其末附曹元忠跋，正是王欣夫依据潘承弼提供的抄本补入者。可见潘承弼与《八年丛编》的编纂工作仍然保持关联，因此王欣夫自然也有必要在编印古籍时考虑到潘承弼的感受。
王欣夫、潘承弼两人的来往，仍然比较密切，这也可从另一件小事看出来。王欣夫1939年11月3日日记记录了他与潘承弼争购《虞山先哲小纪》一事：
《虞山先哲小纪》稿本，景郑既欲竟购，因托起潜赠与之，并题识于首，申倦圃《流通古书约》之义，而诋竞购秘藏之非。（转引自吴格《顾廷龙与王欣夫交往事辑——以〈王欣夫日记〉为中心》，见《功标册府：顾廷龙先生诞辰百廿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二人竞购的这本《虞山先哲小纪》今藏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821009），书前护叶上正有二人题跋（见图四），笔挟风霜，饶有趣味，不殚繁琐，全录如下，以存一段书林掌故。
图四：上海图书馆藏《虞山先哲小纪》潘、王二人题记
己卯八月十六日，阅肆得兹稿本，足补邑乘之遗，余旧藏《虞山先民传》一种，合此可称双璧矣。盉山记于海滨润康邨寓庐。（钤“景郑手臧”白文方印）
八月中旬，偶过来青阁书庄，见新从常熟所收书中有此册，因系稿本，故订购焉，适有他事，不便携书，留未取。归途遇瞿凤起兄，告之，欣然请假钞。至明晚往取，则已云售与他人。余怒其失信，且无以报凤起也，责以必返。翌日送来，则我景郑兄已加题识于首，且可与所藏《虞山先民传》璧合，甚为此书庆得所。遂先交凤起录副，而乞顾起潜兄代赠景郑兄惠存。昔倦圃有流通古书之约，我辈当遵守，岂可以竞购秘藏为得计哉！谨书数语，以志翰墨因缘，且博景兄一笑。大隆（钤“欣夫”朱文方印）
王欣夫与潘承弼，皆为海上书林名流，两人允称一时瑜亮。王欣夫主持编印《八年丛编》，潘承弼也参与出版《合众图书馆丛书》。二人汲汲一生蒐访购求之名抄精椠，或校刊印行，化身千百，或捐归公藏，嘉惠来学。《荷香馆琐言》所载《潘文勤事》引起的龃龉，固是一时的意气之争，但更像是双方的一场误会，虽不免心怀芥蒂，终不碍君子之交。时过境迁，今日重刊《荔村随笔》，已没有当时的种种顾虑，故而修订重印时，应将潘世恩科场事条补入，以还原书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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