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常说，我这辈子有两个贵人：一个是高中班主任，要不是他三番五次来家里劝，我早就辍学进厂了；另一个是隔壁的张叔。

张叔大名张国强，在镇上开了二十多年修车铺。我家和他家中间只隔一道矮墙，墙头爬满了牵牛花。小时候我常扒着墙头喊“叔”，他就从油污满手的活计里抬起头，咧嘴一笑：“丫头，啥事？”

他家条件比我家好点，但也只是好点。修车铺就他一个人忙活，老婆早些年嫌穷跑了，留下个儿子跟我同岁。张叔又当爹又当妈，把儿子拉扯大，手上全是修车磨出的老茧和洗不掉的油渍。

2015年夏天，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整个村子都传遍了。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通知书是红色的，上面烫金字。我妈捧着它哭了半宿，我爸蹲在门口抽了一整包烟，一句话没说。

哭什么？愁什么？学费。

五千八的学费，加上住宿费书本费，第一年就得小一万。家里把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凑了六千出头。我爸说：“要不……别去了？”

我没吭声，把自己关在屋里。隔着窗户，听见我妈压低了声音骂他，骂着骂着又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推开院门，看见张叔蹲在我家门口，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

“丫头，”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叔听说你考上大学了，好事儿。”

他把信封递过来，我愣住了。

“四万。”他说，“够你读完四年大学了。”

四万？我第一反应是不敢接。张叔的修车铺，补个胎收五块，换机油收三十，一年到头能攒多少？他儿子也在读大学，比我高一届，正是花钱的时候。

“叔，这不行……”

“拿着。”他把信封塞我手里，手心的茧子硌得我手背发疼，“丫头，叔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你不一样，你有出息。”

我爸从屋里出来，看见这场景，眼圈红了：“国强国强，这怎么行……”

“老李，你别说了。”张叔摆摆手，“这钱不是白给的，让丫头给我打个借条，等毕业工作了慢慢还。”

我跑回屋，找了张白纸，认认真真写下一行字：

“今借到张国强叔叔人民币肆万元整，用于上大学，承诺毕业后三年内还清。借款人：李春燕。2015年8月20日。”

我把借条递给他，他看了一眼，折好揣进兜里。

“去吧丫头，好好念书。”

大学四年，我像上了发条。周一到周五上课，周末做家教，寒暑假去商场打工。每年过年回家，我都会去张叔家坐坐，买点水果，带点学校当地的特产。他不让买，说浪费钱，我就说是勤工俭学挣的，他才收下。

每次去，他都问我学习咋样，生活苦不苦。我说不苦，他就不信，非要塞给我几百块钱。我不肯要，他就瞪眼：“拿着！又不是给你的，算借的，以后一块儿还！”

2019年夏天，我毕业了，在上海找了份工作，月薪七千。租房、吃饭、交通，每个月省吃俭用能攒下两千五。

工作第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大年初三，我去了张叔家。他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修车时腰也弯得更厉害了。

“叔，我来还钱了。”我把准备好的两万块钱放在桌上。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这才一年，你哪来这么多钱？”

“攒的。”我说，“上海开销大，但省着点还是能攒下。剩下的两万，明年这时候给您。”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钱推回来：“丫头，不急。你刚工作，用钱的地方多。”

“叔，我算好了的。”我又把钱推过去，“借条呢？您带了吗？”

他从兜里掏出钱包，翻了半天，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纸。那张借条叠得整整齐齐，边角都磨毛了，但一点破损都没有。

我伸手去接，想看看是不是我的笔迹。他没给我。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然后他低下头，双手捏着那张借条，一点一点，撕成了两半、四半、八半。

碎纸片落在他沾着机油的工作服上，落在桌上，落在地上。

“叔？”我愣住了。

“丫头，”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考上大学那天，我就没想过要你还这个钱。借条就是给你个念想，让你别觉得是白拿。”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这四年，你年年来看叔，买水果买特产，叔心里都记着。你是个好孩子，争气。”他捡起桌上的纸片，攥在手心里，“这钱，就当叔给你随的礼。往后你结婚生子，叔不一定能喝上喜酒，这就算是提前给了。”

“叔……”我眼泪下来了。

“哭啥？”他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快把钱收好。要不这样，你请叔吃顿饭，就算还了。”

那顿饭是在镇上最好的饭馆吃的。他点了四个菜，我偷偷加了个红烧肉，他看见了，念叨我半天，说浪费。吃饭时他话不多，就是一直让我多吃点，说上海菜甜，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

吃完饭，我送他回修车铺。临走时他站在门口，跟我说：“丫头，好好干。以后有啥难处，还来找叔。”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几十米回头，他还站在那儿，傍晚的光打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的白发亮得晃眼。

去年国庆，我回老家办婚礼。我妈说，通知张叔了，他说修车铺忙，来不了，但礼金托人带了。

是一个红包，里面装着四千块钱。红包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

“丫头，新婚快乐。”

那笔迹歪歪扭扭的，是他的字。

我捏着那个红包，好半天没说话。我妈在旁边说：“这老张，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你。”

婚礼那天晚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吵得很，好像还有人在喊他修车。我大声说：“叔，我结婚了！”

他笑着说：“好！好！丫头，好好过日子！”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月亮，想起那张四万的借条，想起碎纸片落在他工作服上的样子，想起他说“丫头，叔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

他儿子大学毕业回了老家，在县城当老师。听说张叔的修车铺还在开，只是修不动了，雇了个小徒弟。

我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也给他寄过两次。他都让儿子打电话来，说不用寄，他有退休金，够花。后来我就不寄了，改成过年回去给他买两瓶好酒。

那酒他总舍不得喝，说要留着等我回去才开。

今年过年，我又回去了。拎着两瓶酒去他修车铺，他正躺在躺椅上晒太阳，看见我来，挣扎着要起来。

我按住他：“叔，别动。”

他看着我，笑得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丫头，回来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打开一瓶酒，给他倒了小半杯。

“叔，尝尝，这个比去年的好。”

他抿了一口，眯着眼睛品味，点点头：“不错。”

我们就在午后的阳光里坐着，谁也没说话。风吹过墙头的牵牛花，叶子哗啦啦响。

那张四万的借条，碎了就碎了。

可有些人，有些事，这辈子都碎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