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中国依法对日本企业实施针对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核心目标直指遏制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与拥核企图，从源头削减其对外发动战争的能力。这一举措并非临时反制，而是基于日本近期危险军事动向的必要防御，既有坚实的国内法律支撑，也契合维护亚太和平的国际共识，为动荡的地区安全局势筑起一道安全阀。

此次管制的出台，源于日本一系列突破战后秩序的危险举动。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彻底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将军事力量投射范围扩大至全球。更令人警惕的是，日本高官频繁发表拥核言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其境内囤积的47吨分离钚，理论上可制造数千枚核弹头，核扩散风险急剧上升。同时，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发出武力威胁，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将地区安全推向危险边缘。在此背景下，若任由日本借助军民两用物项提升军事实力，势必成为亚太地区的“战争隐患”，中国的管制措施正是对这一风险的精准预警。

管制措施以“精准锁喉”的方式，直击日本军工产业链的核心命门。根据2026年第1号商务部公告，中方明确禁止所有两用物项流向日本军事用户、用于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其军事实力的领域。在具体执行中，采取“管控名单+关注名单”双轨机制：将三菱造船等20家深度参与军事扩张的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全面禁止与其开展两用物项交易；对斯巴鲁等20家无法核实用途的企业列入关注名单，实施最严格的最终用户审查，彻底堵死“民用转军用”的灰色通道。

从管制范围来看，涵盖稀土、半导体材料、精密仪器等1000余项关键物项，均是日本军工的“刚需品”。例如，日本军工依赖的中重稀土92%来自中国，广泛应用于导弹制导系统、战机发动机永磁体等核心部件；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材料，日本对华依赖度高达85%以上。这些物项的断供，直接导致日本F-15J战机升级项目停滞、高超音速导弹部署推迟，从根本上延缓了其军事装备更新换代的节奏。同时，管制措施明确具有域外效力，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转口中国物项至日本，彻底封死了其曲线采购的路径。

此次管制始终坚守“法治底线”与“民生边界”，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性与克制。措施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制定，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防扩散规则。中方明确承诺，正常民用贸易不受影响，仅针对军事用途实施限制，最大限度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种“精准打击军事领域、全力保障民用合作”的做法，与日方炒作的“经济胁迫”完全相悖，实则是对国际和平与防扩散义务的切实履行。

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全球安全架构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对日管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它既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野心的强力震慑，也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维护。历史早已证明，军国主义的复活只会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灾难，中国的举措并非要遏制日本的正常发展，而是要通过法治化手段，倒逼日方放弃战争思维，回归和平发展轨道。

当前，地区和平稳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中方始终认为，对话协商才是解决分歧的根本途径。我们敦促日方正视自身错误，停止推进“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遵守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将继续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守护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