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1946年6月21号那天的后半夜，地点是山东兰陵。
这一年，罗炳辉四十九岁，人生走到了终点。
哪怕往前倒推几个钟头，他的人影还在指挥部里晃动，手里攥着战报没撒手。
谁承想，脑溢血这毛病突然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人直接栽在地上。
临终前，他留给媳妇的话特简单，就三句：“别挂念我，让孩子好好读书，哪怕啥也不会，腰杆子得挺直了做人。”
消息传到延安窑洞，毛泽东心里不是滋味，特意让人捎去一副挽联：“这辈子没什么别的念想，打仗立了头功；到死也不喊一声苦，这颗心比谁都亮堂。”
视线转回前线，那帮跟着他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弟兄，一个个默默摘了帽子。
有的汉子想哭，嗓子眼像是塞了棉花，一声也发不出来。
说到这儿，有个事儿挺耐人寻味。
罗炳辉这人，作为带兵的大将，这辈子干的事儿好像总在“赔本”。
攒钱？
没有。
抢功？
不会。
甚至连命都能豁出去。
在那个讲究拉帮结派的旧军队混法里，这种性格注定吃不开。
可偏偏在红军队伍里，为了给他争个名分，毛泽东发过一次极其罕见的脾气。
这事得把日历往前翻九年。
1937年8月23号，国共两边正商量着怎么把八路军改编的事儿谈妥。
南京国民政府那边递过来一份拟好的人员花名册，送进了延安。
毛泽东拿起来瞅了没两眼，眉头立马锁紧了。
只见那张纸上，罗炳辉的大名被甩到了最后头，甚至在备注栏里还给加了三个冷冰冰的字：“待考察”，至于职务，直接给划拉到“预备”那一档去了。
“这不是明摆着把老实人往死里欺负吗！”
毛泽东手掌重重拍在桌子上。
旁边的警卫员浑身一激灵，跟了主席这么久，极少见他发这么大的火气。
这火气，不光是替罗炳辉一个人喊冤，背后其实藏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算盘在打架。
国民党军委会那边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就是要在级别上压你一头，用行政手段把红军将领给“看扁了”。
特别是像罗炳辉这种从滇军出来，后来调转枪头投奔共产党的，更是得往死里踩，恨不得把他塑造成反面典型。
可毛泽东心里这笔账算得更深：要是真对着这份名单点了头，不光罗炳辉心里得凉透了，更要命的是会给全军发个错误信号——好像拼死拼活打仗，还不如去混资历、拼出身。
真要这样，红军那个“看本事不看出身”的立身之本，就被挖空了。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这回一步都不肯退。
被这股子硬气顶着，国民政府最后没办法，只能松口，同意罗炳辉去新四军当第一支队的副司令，顺带兼着第一团的团长。
为什么毛泽东非要死保这个“老实疙瘩”？
说穿了，罗炳辉这种“老实”，压根不是窝囊废，而是一种代价极大的活法。
咱们把时间倒回到1915年。
那年罗炳辉刚满十八，一脚踏进了昆明城外的滇军大营。
那会儿的他，要是想在旧军队里升官发财，手里的牌那是相当硬。
新兵蛋子训练，别人累得半死，他一口气跑完三公里障碍连大气都不喘；打靶场上，十发子弹出去，六发都干到了九环。
名字直接就被营长记在了随身的小本本上。
一转眼到了1921年，机会真的来了。
滇军的大头头唐继尧失势下台，跑去香港避风头，罗炳辉作为贴身随从管着钱袋子。
在那个年代的维多利亚港，全是灯红酒绿，只要跟着旧主子稍微动点歪脑筋，哪怕是在账本上做点手脚，下半辈子的吃喝都不用愁了。
可谁也没想到，他干了件让人掉下巴的事。
就在那个繁华的晚上，他提笔写了封辞职信，纸上就五个字：“这条道，我不走”。
写完，直接离队，一路往北走。
哥们儿问他，放着好好的富贵窝不待，脑子进水了？
他回得特别干脆：“打仗我在行，陪着当官的转圈圈，那算什么本事？”
这算是罗炳辉头一回面临人生的大岔路口：在“荣华富贵”和“真本事”之间，他选了后者。
这股子愣劲儿，没过多久就让他吃了大亏。
1928年那会儿，快过年了，国民革命军搞大裁军。
这又是个典型的“旧军队套路”——用完了就扔。
像罗炳辉这种没靠山、只会带兵打仗的军官，成了头一批倒霉蛋。
他和三百多个滇军老兵被赶出了军营，拿到手的遣散费，连两个月的军饷都凑不够。
没了这身皮，他流落到了吉安，被当地县衙门请去当个靖卫大队的头头。
按理说，这就是个标准的“保安团团长”的路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欺负欺负农民，混个地头蛇当当，日子也挺滋润。
可是，他又犯了一次傻，选了条“赔本”的路。
缘由是他读到了一本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吉安地下党偷偷塞给他的这册子，让他琢磨了好些天。
最后他算是咂摸出味儿来了：“旧军阀那是想要我的命，可共产党是在给穷苦人争命啊。”
1929年11月，他领着手下四五百号弟兄，在吉安扯旗造反，队伍摇身一变，成了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
毛泽东那时给中央苏区发电报，评价就八个字：“不要旧官职，这人能用。”
别看字少，分量极重。
在那个年月，这就等于说一个人把旧社会给的所有甜头全扔了，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跟着队伍干革命。
进了红军队伍，罗炳辉看着更“不开窍”了。
罗炳辉不整这些虚的。
他不爱照相，笔头懒得写日记，连大家伙儿聚餐他都不去凑热闹。
遵义会议开完，红九军团并到了红一军团。
徐海东看他太闷，端着酒劝他：“老罗啊，站起来整一口！”
他笑着摆摆手：“我这人一沾酒头就炸，还是让大伙先歇着吧。”
这是耍大牌不给面子？
压根不是。
他那是把全副心思都花在了打仗怎么赢上头。
第五次反“围剿”那会儿，他死守黄陂。
整个团打到最后只剩两百来号人，对面三个师轮着番地往上冲，他愣是一步没退。
腿上挨了一枪，排长劝他赶紧撤下去，他张嘴就骂排长是软蛋。
到了长征湘江那一仗，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又是他带着九军团负责断后。
脚上的伤还没利索，还得组织夜里搞突袭，抢汽艇来接应大部队过江。
毛泽东心里跟明镜似的：“老实人不一定话少，但到了节骨眼上，从来不拉稀摆带。”
他这种所谓的“老实”，其实就是一种做到极致的职业规矩——命令下来了，别废话，别讨价还价，拎着枪上就完了。
可这种硬脾气，到底还是把身体给熬干了。
抗战那几年，罗炳辉在皖南。
那是真遭罪。
山高林子密，吃喝根本供不上。
按理说他是当官的，坐个轿子、骑匹马都行。
可他偏不，经常走在队伍最前头，还帮着巡逻的小战士背枪。
有回下大雨突围，脚下一滑摔进了山沟，脑门磕出个大口子，血糊了一脸。
副官急着要包扎，他把手一挥：“黑水沟那时候留的伤比这疼多了，这点血算个啥。”
也就是那年冬闲，大夫确诊他得了高血压，心脏也衰竭了。
这病凶险得很，随时可能两腿一蹬就过去了。
医生劝他必须住院，上面领导也批了条子。
可他一听前线形势紧张，药还没抓齐，屁股一抬坐着小船就溜回部队去了。
1945年在临沂后方医院，护士给他量完血压，脸都吓白了：水银柱飙到了220。
啥概念？
这就好比血管里装了个炸弹，随时会爆。
罗炳辉自己心里没数吗？
他清楚得很。
他对护士苦笑了一下：“我要是真躺下休息，这辈子怕是再也爬不起来喽。”
他心里头还在算账：抗战刚打赢，内战的苗头又出来了，枣庄那边的仗还没定好怎么打。
这时候指挥员要是趴窝了，底下的兵咋办？
1946年5月，讨论枣庄作战方案。
这会，他连轴转开了五天五夜。
正说着话，脑袋里像钻进个锥子，疼得他一头栽倒。
战友们慌忙冲上来要抬人，他一把推开，抹了一把额头上磕出来的血：“方案还没定死，谁也别动我。”
硬是挺到攻城的号角吹响了，他才肯让人把自己架下去。
也就过了一个月，人没了。
咱们现在回头琢磨1937年毛泽东发的那顿火，就能品出点不一样的滋味。
当初那份被国民党看不起的名单，那个被标注要“再看看”的名字，代表的是一种稀缺到极点的骨气。
在旧军队那个大染缸里，罗炳辉愣是没混成老油条；在生死关头，他也没打过自己的小算盘。
他是个纯粹到骨子里的军人。
至于那个“位置给得高不高”的问题落定尘埃时，答案压根不在南京发的那张委任状上，而是在战士们的心窝子里。
就像葬礼上那个老兵念叨的：“团长在名单上排老几，俺们从来没打听过；可每次冲锋陷阵，他肯定跑在最前头，这事儿俺们下辈子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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