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一天傍晚，秋风已经有了凉意。钓鱼台的一间屋子里，江青拿着一本存折发呆，桌上的账目摊开着，数字密密麻麻。她突然问身边的人：“我还有多少钱？”说话的语气里，多了几分罕见的焦躁。就在不久之前，她还从这笔钱里抽出一部分，托人送给了多年不见的亲姐姐。那是1970年代的事了，钱送出去时她说“算是还了债”，如今手头紧张，心中却又生出把钱要回来的念头，这一前一后，背后牵连着的，是一段起伏几十年的姊妹恩怨，也是一个时代的冷暖。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说起江青，想到的往往是她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反倒容易忽略她作为女儿、妻子、姐姐的一面。而围绕那5000元钱的故事，如果从头梳理，就会发现：这一笔钱的来龙去脉，和她早年在娘家受的恩情、在延安的经历、与毛泽东之间的家庭经济状况，全都纠缠在一起。
一、同父异母的两姐妹：从花轿前的哭喊说起
时间要拨回到1918年，那一年，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山东一带的老百姓还在为日常生计忙碌。李家院子里却一片红火，鼓乐喧天。那天，大女儿李云露要出嫁，年仅4岁的二女儿李云鹤，被母亲李栾氏抱在怀里，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那顶大红花轿。
李云露是大房唯一的女儿，出生于1903年前后，比1914年出生的李云鹤大了整整11岁。姐妹俩同父异母，却意外地相像：脸型偏长，五官随父亲，走在街上，一看就是一门亲戚。家里人常说，一大一小这两个女儿，是李德文晚年的“福气”。
小女儿李云鹤，从小嘴甜会说话，问东问西，一点不怯场。她常缠着母亲追问：“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些问题连李栾氏都答不上来，只能笑着敷衍几句。母亲心疼这个小女儿，溺爱得很，给什么都不舍得拒绝，想要的东西总是尽量满足。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李栾氏的心思都在这个“进孩”身上。
那天给姐姐梳妆时，李栾氏特意抱着小云鹤走到花轿前：“看看，姐姐漂亮吗？”小女儿嘴里一连串地说“好看”“漂亮”，话说得童真，倒叫周围大人都笑了。不过，当听到母亲说“姐姐要出嫁了，要出远门”时，她一下紧张起来，伸手往轿子里扑：“姐姐和进孩玩，不要走！”
轿内的李云露，听见这句哭喊，鼻子一酸，掀开盖头，弯腰把小妹搂在怀里。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进孩，别忘了姐姐，姐姐是最爱你的。”那一句话，说得很真心，也很朴素。对这位大姐来说，多年后来往的一切，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天花轿前的拥抱。
花轿抬起的时候，李栾氏抱着小女儿，追着轿子跑了几步。她心里非常清楚，大女儿出门了，这个家里再没有第二个真正把她当亲人的人。丈夫年纪大，又冷淡寡情，真正拉扯她的，是这两个女儿。那一刻，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将来，有一天，小女儿也要被花轿抬走，她自己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孤身一人。
难受归难受，生活还是得继续。出嫁后的李云露并没有因为是“嫡出”的身份，就疏远后房的母女。恰好相反，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关键时刻伸手拉过这个小妹，这一点，到了40年代、50年代，体现得尤为清楚。
二、从上海到延安：江青的另一面与家庭经济的现实
时间推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局势动荡，城市里新思潮涌动。受进步思潮影响，李云鹤在1933年2月，在黄敬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她还在北方活动，同年7月，组织遭到破坏，黄敬被捕，她也因此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再度找到组织，她转而奔赴上海。
在上海，她以演话剧、参加进步团体的方式，宣传新思想，也特别关注妇女地位问题。那时候，她已经逐渐走出旧家庭的束缚，走向公共舞台。后来她来到延安，在那里，她改名“江青”，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延安生活。
延安时期的江青，在很多回忆材料中，是另一种形象：住窑洞，睡硬炕，下南泥湾劳动，生活艰苦，作风上被评价为“谦虚谨慎”。她曾和几位女同志挤在一个窑洞里，轮流做饭打水。毛泽东接待外宾时，她通常少言寡语，只是在旁边记录、照应，表面上看，是一个颇为安静、细致的年轻妻子。
那时的她，负责照顾毛泽东的起居生活，洗衣做饭、整理文件，日常饮食里一定要有辣味菜，迎合毛泽东的口味。抗战后期，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敌军兵力远超我军。多位领导人的夫人被安排渡过黄河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但江青坚持留在陕北，随毛泽东辗转。不得不说，这个选择里，有感情，也有她自己对政治环境的判断。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家庭的“经济账”却一点也没有因为政治地位而变得宽裕。1960年代，毛泽东的工资定为3级，一直保持到去世，每月404.8元。这在普通干部中已属不低，但对他的开支来说，压力并不小。
每月固定支出不少：党费10元、房租水电和日常家具维护80多元，伙食基本控制在100元左右。除此之外，还要负担子女和部分亲属的生活费，包括李敏、李讷、毛远新以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最初每人15元，后来调到25元、30元不等。这些钱都是实打实地从工资中划出去的。
若再加上孩子们派车的车费、招待客人的饭费、用车费用，七七八八算下来，开销往往超过300元。看上去数字不大，但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种结余并不宽松。也正因为有这道账，毛泽东对孩子的经济态度一向很明确：参加工作之后，能拿工资，就应当自理。
1972年，李讷在北京生下儿子王效芝。她那时的工资不过几十元，要养孩子、请保姆、买奶粉、置办家用，日子颇为紧张。她很清楚父亲的态度，一直不好意思张口要钱。直到生活实在拮据，才绕过父亲，找到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请他想想办法。
张耀祠了解情况后，写了张条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完，只问了一句：“你说该给多少钱？”对方不好直言，只含糊说“几千块钱”。最后，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划出8000元，由吴连登负责落实。但为了防止用得太快，吴连登以李讷名义先存5000元，只给她3000元当下使用。
比较特别的是，这8000元并不只是独给李讷，而是按同样数额，分别给了几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女性：江青、贺子珍、李敏和李讷，每人8000元，一共32000元，全部出自他的稿费。这笔钱质量不小，当时相当于一位普通职工多年工资。
贺子珍当时正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治疗，听说这件事后，起初不愿收钱，认为自己的医疗费大部分公家报销，用不上这么多。经过做工作，她才勉强收下，后来出院时有3000多元自费药费，就从这笔钱中支出，剩余的4000多元还推回给毛泽东，一再表示感谢。
相比之下，江青的态度干脆得多，她毫不犹豫地收下了8000元。这其中有家庭经济的现实基础，也有她个人消费习惯的原因。1960年代中期，她迷上摄影，购买专业器材、冲洗胶卷，开支不少。仅1964年一年，统计在案的就有冲洗照片三次，共用去105元，买胶卷10个花了62元2角。这在当年的物价条件下，已经是一笔不算小的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限制她在这方面的花销，毛泽东有时会在穿戴上卡得很紧，比如不轻易让她增添衣物，理由很简单——钱已经被用在其他地方了。不过，从历史照片上看，今天流传的一部分毛泽东工作、生活场景照，确实出自江青之手，这一点倒是事实。
三、从中南海到清华平房：一笔迟来的5000元“债”
说到那5000元钱，就得把目光重新拉回到那位大姐身上。40年代中期，李云露的丈夫王克铭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留下两个尚未成人的儿子。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下，负担一下压到她一个人身上，生活自然艰难。
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关键节点支撑着妹妹。1930年代末期，江青在济南山东实验剧院求学、演戏时，李云露便把李栾氏从原籍接到济南，一家人勉强团聚。1948年前后，李栾氏病逝，这些年里，尽孝心的其实大多是这位姐姐。可以说，从天津到济南，她一直是后房母女可靠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中期，江青已有条件，将李云露接进中南海，让姐姐帮自己管家料理内务。为了两个外甥的前途，她还安排他们去苏联留学，这在当年的干部家庭中，是相当优厚的待遇。不过，姊妹情分再厚，也经不起一次严重的冲突。
后来，因一些具体事务上意见不合，李云露“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怒之下，把姐姐从中南海赶了出去，态度非常决绝，此后多年几乎不再提起她。两人从朝夕相处到彻底断联，转折极其剧烈。到了1960年代后期，“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李云露经济来源削弱，生活拮据，却始终没有主动去求妹妹。
九大（1969年4月）之后，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发现，有一位署名“李云露”的人，频繁给江青写信。信件大致有三个内容：一是表达思念之情，希望见江青一面，也想看看从小带大的李讷；二是询问江青的身体情况、工作辛劳，叮嘱她注意休息；三是隐约提及自己生活艰难，却始终没有直接开口要钱。
这些信件，江青每次看完，却只把信放在一边，不回信，也不托人带话。她当时的态度，颇为冷硬。杨银禄起初不知道这位写信人的身份，直到某一天，他忍不住问了一嘴老厨师程汝明，才知道：这位多次写信的李云露，正是江青的亲姐姐。
从家族关系来看，李云露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在早年家庭中，她并未因为后房身份而轻视江青母女，反而主动将她们接到天津同住，还供养妹妹生活两年。后来又在济南照顾生病的继母，一直持续到1948年去世。这些恩情，江青不是不知道，只是到了政治地位高企之时，不愿面对。
197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是暮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就在这个阶段，江青忽然想起这位多年的姐姐。她让程汝明代表自己去清华大学，看望一下姐姐的生活情况，问问是否有困难。
那时的李云露，居住在清华校园内的一间平房里。见到程汝明这个“老熟人”，她很激动，眼眶泛红，连忙打听江青的身体状况、工作情形，又问起李讷。她说自己很想念这个从小带大的外甥女，想见上一面，但也知道现实条件不允许，只能在话语中表达思念。
程汝明一边回答，一边顺势观察屋内的景况：床上的被褥已经十分破旧，屋里烧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烧的都堆在地上，屋内温度不高，空气里有一股阴冷。这样的场景，让他心里一紧：同样是李家的女儿，一个住在中南海、钓鱼台，一个住在清华平房，生活差距大得令人唏嘘。
当他试探着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具体困难、需要提出来时，李云露摆摆手，只说自己没有特别要求，只希望江青和李讷保重身体。这个回应，说得很含蓄，却也带着几分自尊——明明日子艰难，却不愿主动张口求助。
程汝明回到钓鱼台，把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说了。江青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生活困难，也算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这里所说的“存款”，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那笔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稿费。
这句话里的“还了债”三字，很耐人寻味。一方面，她确实意识到，姐姐早年对自己和母亲有过不小的照顾；另一方面，她似乎也希望用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给这段关系画上一个所谓的“句号”。对于长期沉浸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人来说，用“经济账”来处理“情感账”，未尝不是一种习惯性做法。
很快，程汝明按照指示，把5000元送到了李云露手中。对于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5000元几乎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李云露自然十分感激，反复道谢。对她而言，拿到这笔钱，不仅缓解了现实困顿，也多少证明，妹妹仍记得旧日情分。
不久之后，历史进程急转直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作为遗孀，江青失去了长期的政治与生活依托，个人处境骤然变得复杂。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觉得手头紧张，起了重新盘点资金的念头，那笔送给姐姐的5000元，自然也重新浮上心头。
她公开提出，希望把已经送出去的钱要回来，这个想法一说出口，就引发身边人的震惊。程汝明和吴连登闻讯后，觉得事情严重，赶紧劝止，两人劝说的核心观点很简单：这笔钱已经送出去了，再开口索回，无论在情面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说不过去。江青听完后，沉吟良久，最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只是悻悻作罢。
从结果看，这笔钱并没有被要回去，故事似乎到此告一段落。但在细节里，却折射出一些值得玩味的情绪变化：当自己权力、地位稳固时，5000元是“还债”；当形势突变，经济吃紧时，同样一笔钱，又被视作可以回收的“可用余额”。这种前后变化，不难理解，却也让人对人的复杂性多了一分感慨。
如果再把视角拉长一些，会发现另一条线索始终在暗处推动：江青始终没有多少个人积蓄。一方面是家中整体经济模式所限，另一方面，她自己的消费习惯——尤其是摄影爱好——确实消耗不小。1964年那一年的摄影账目，只是冰山一角，在特殊年代，很多实际支出并不详细记账，这也加剧了她对钱的敏感。
回到那位大姐身上，她从1918年花轿前的眼泪，到40年代守寡独撑家庭，再到50年代进出中南海，最后在清华平房里接受那笔5000元，人生轨迹几经起落。姊妹两人的关系，也在时代与性格的重压下，完成了从亲近到决裂，再到某种意义上的“补偿”与沉默。这种变化，很难用简单的“恩情”或“冷漠”概括，更像是一段有始无终的家庭故事，被拧进了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大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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