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南京紫金山志公殿。
就在棺材盖要合上的节骨眼上，毛人凤把沈醉拽到旮旯里，神神秘秘地叮嘱了一句：“水泥给咱弄厚点，免得以后让人给刨了。”
沈醉二话没说，立马调来工程兵，把碎石子儿和洋灰混在一起死命搅拌，在那口棺材外围结结实实地糊了一层“铁桶阵”，那架势，跟修碉堡也没啥两样。
那会儿沈醉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这层混凝土浇下去，除非谁没事干拿炸药包来轰，否则哪怕再过个三十年，这坟也稳当得很。
可谁能想到，他这笔账，只算对了一半。
一晃眼十八年过去了，时间来到1964年3月17日早上八点。
“你到底去不去啊？”
末代皇帝溥仪压低嗓门，捅了捅他的胳膊。
沈醉愣了好一会，从牙缝里挤出俩字“得去”，然后一拐弯，钻进了通往灵谷寺的小道。
这大概是沈醉这辈子最纠结的一次“下注”。
作为一个前军统的大特务、毛人凤身边的红人，他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没多久。
但他心里直打鼓，不敢想那坟会被糟践成啥样。
照着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的老规矩，那是成王败寇，斩草除根。
当年跟着戴笠屁股后头，听得耳朵起茧子的命令就俩字——“快办”。
绑票、审问、埋人，全在这俩字里头利索解决。
按他后来的说法：“那会儿哪有空想对错啊，满脑子都是保命和立功。”
既然当初自己做事这么绝，现在换了人家坐庄，哪能轻饶了戴笠的坟？
所以，当他溜达到志公殿右边的时候，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动不了了。
春雨把青砖淋得黑亮，松柏树荫底下，那个圆鼓鼓的坟包就那么静悄悄地立着。
没见着被刨开的坑，也没见着被砸烂的碎石。
墓门好端端的，就连石狮子的脚指头都没少一个。
唯独缺了吴稚晖写的那块“忠义将军戴公之墓”的碑——那是1949年被敲碎的，碎石头渣子还是他亲手清理走的。
除了这个，别的一点没变。
过了三分钟，溥仪急匆匆追上来，喊了声“小沈”。
沈醉这才回过神，左手摸着湿漉漉的墓墙，嗓音沙哑地冒出一句：“共产党没动他一根汗毛，他要是在地下有知，肠子都该悔青了。”
这事儿里头，其实藏着两本完全不一样的“账”。
第一本账，是戴笠和沈醉当年的算法：权是抢来的，地盘是圈来的。
记不记得1944年，戴笠在贵阳搞那个“夜莺酒会”？
让特务头子们在地图上用红笔圈以后的势力范围。
别人圈地盘也就是意思意思，唯独到了南京，戴笠拿着红笔狠狠画了三个圈。
沈醉当时还打趣：“画三遍？
怕丢了啊？”
戴笠回了一句：“怕将来没地儿让我躺。”
在戴笠看来，南京那是私家花园，是地盘，必须用红笔圈死，用特务看死。
谁敢伸手，就赏谁竹签子和老虎凳。
第二本账，是沈醉在1964年亲眼瞅见的现实。
临走前，沈醉特意拉住管理员问了一嘴。
这叫啥？
这就叫“降维打击”。
你以为人家会像你当年那样，搞这种挖坟掘墓的小把戏？
人家压根没把你当成是个必须要报复的对手，就把你当成历史剩下的一块渣、一件老古董。
这种落差感，比直接把坟刨了还要让沈醉心里难受。
那天晚上，参观团在玄武湖边住下。
杜聿明感慨南京城变大了，沈醉却对着窗外的湖水发愣。
憋了老半天，他突然蹦出一句：“水泥浇得再厚，也堵不住良心漏气啊。”
杜聿明听完，沉默了半分钟，轻轻回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这句“当初”，说的不光是那座坟，还有他们曾经当成命根子的那套“信仰”。
回头看看1937年8月，淞沪会战前夕。
蒋介石在那儿犹豫，陈立夫在那儿观望，是戴笠把几个将门子弟喊到一块，把地图往桌上一拍，吼道：“宁可把上海打烂了也不能丢！”
那时候的军统，确实带着一股子血性。
沈醉记得清楚，戴笠当晚交了“别动队”的方案，三天后滩头上炮火就响了。
军统填进去了快两万人。
这串数字，一度是沈醉拿出去吹牛的最硬资本。
可偏偏，这股血性没过多久就馊了。
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还是那个戴笠，亲自口授了一份“清剿名单”。
沈醉负责记录，他在备忘录里写下十六个字：“先斩后奏，以绝后患，错杀不究。”
这十六个字，把抗战积攒的那点光环，全给抹黑了。
多年后在改造班重读旧档案，沈醉拿着红笔，手都在哆嗦。
他在那行字边上，颤颤巍巍写了俩字：“可耻”。
为啥可耻？
因为他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用特务手段对自己人下黑手，这买卖无论怎么算，都是亏到底裤都不剩。
这种“亏”，在南京接下来的行程里，更是让他脸红。
参观团去了南京汽车制造厂的冲压车间。
沈醉看着四十多台国产冲床一字排开，那种震撼劲儿，比看到完好的坟墓还要大。
在军统当道那会儿，修辆卡车得跟美国福特公司订零件，一来一回得耗上三个月。
看现在，车间里的老师傅告诉他：“一个礼拜搞定。”
沈醉忍不住摸了摸机器的大摇臂，小声嘟囔：“这活儿，真不比美国佬差。”
这会儿他才明白，啥叫真正的“控制力”。
戴笠在地图上画三个圈，那是虚头巴脑的；眼前这些轰隆隆的冲床、转得飞快的流水线，那才是实打实的。
以前他们靠竹签和老虎凳吓唬人，那是“术”；现在人家靠工业和建设收拢人心，这是“道”。
那不光是害怕，更是一种彻底的价值崩塌。
他引以为傲的“发明”，在光天化日底下，显得那么丑陋，那么下作。
回北京前，省委统战部安排大家伙儿聊聊天。
主持人问感想，沈醉嘴里只蹦出六个字：“旧人新城，相看两生。”
话说完，气氛缓和了不少。
但他回到住处，照样翻来覆去睡不着。
后半夜，他梦见戴笠从那座水泥坟里伸出一只手，喊着：“沈老弟，快拉我一把。”
沈醉一下子惊醒了，冷汗把衬衣都湿透了。
他在黑影里坐了一会儿，自嘲地笑了笑：“做梦还怕他个鬼，真是活该。”
这句“活该”，是他对自己这半辈子瞎折腾的最后总结。
晚年整理回忆录草稿的时候，他写过一段没公开的话：
“我给坟浇过最硬的水泥，却没给自己留条后路。
躺在那里的，是我当年最佩服的人，也是让我背了一辈子黑锅的人。”
他在页边上注了一笔：“如果有出版社看中，这段可以删了。”
1967年，沈醉做了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翻出了那把镶着军统徽章的左轮手枪，上交给了博物馆。
这把枪，跟着他跑了大半个中国，闻过抗战的硝烟味，也见过内战的血腥气。
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写几句话说明一下。
他提起笔又放下，最后只写了四个字：
“罪证留存”。
这也是一句大实话：这把枪在皖南没打响过一发，但压在他心头，让他半辈子喘不过气。
你看，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挺讽刺的。
当年毛人凤和沈醉费尽了心思，用最硬的水泥想封存一个时代，以为这样就能保住戴笠的威风。
结果呢，那个时代还是稀碎。
真正把那段历史封存起来的，不是水泥，是新时代的自信和大度，再加上沈醉最后那点醒悟过来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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