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这会儿你若是走到加里曼丹岛西边，摸进一个叫“僧伽村”的地方，多半会在村口撞见一块满是风霜的石头。
凑近了看，石面上模模糊糊凿着几个字：“兰芳第一选区旧址”。
住在这儿的两千多号人，平日里说的话挺杂，印尼语里头夹着客家话，偶尔还能听到几句潮汕方言。
你若是走进一户罗姓人家，会发现正厅最显眼的位置，供的不是观音菩萨，也没挂大清皇帝的像，而是一个穿着铠甲、手里提着钢刀的硬汉。
乡亲们喊他“祖师公”。
翻开他们家里压箱底的族谱，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议长府下，第一百七十二世”。
要是把日子倒回去两百五十年，这位被供在神坛上的“祖师公”，在老家其实是个混得灰头土脸的边缘人。
他大名叫罗芳伯。
他一手捣鼓出来的“兰芳公司”，算得上亚洲地界上头一个有了“共和国”模样的政权。
而在同一片天空下，还有个让女人掌权了三十五年的“戴燕王国”，跟它唱对台戏。
这事儿不光是南洋的一段奇闻，更像是一场关于“怎么活下去、怎么掌权”的极限测试。
在那个鸟不拉屎、皇权够不着的地方，一群没了根的流浪汉，到底是怎么弄出一个比大清朝还要现代化的组织的？
这笔账，他们算得那是相当精。
1772年，罗芳伯刚满三十。
这年头，他又一次在考场上栽了跟头，这是第七回了。
搁在乾隆年间，一个读书人到了而立之年还没混个一官半职，这辈子基本上就看到头了。
地里没产出，仕途堵死了，脑门上还顶着个“天地会”的嫌疑帽子，随时可能掉脑袋。
摆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路就剩两条：要么在老家窝囊废掉，要么找根绳子了结自己。
罗芳伯咬咬牙，走了第三条道：下南洋。
过了五个月，他两脚踩在了加里曼丹岛坤甸镇的烂泥地上。
眼前的光景比他琢磨的还要烂。
官府？
影子都没有。
遍地都是乱糟糟的。
几千个从广东、福建跑来的矿工挤在这儿，为了抢那点金砂，今天你打我，明天我砍你，还得防着林子里那些专门猎取人头的土著搞偷袭。
说白了，这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丛林”。
换做旁人，到了这种鬼地方，第一反应肯定是找个同乡会，拜个码头求罩着。
可罗芳伯偏不。
他看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门道：这地方华人虽多，却像一盘散沙。
潮州人跟潮州人玩，客家人跟客家人抱团，互相看不顺眼。
荷兰人和土著正是抓住了这个软肋，把华人拿捏得死死的。
罗芳伯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我要是也去拉帮结派，那就是往火坑里跳，论打架我干不过那些矿霸；可我要是能定个“规矩”，把大伙的饭碗绑在一块儿，这局我就能翻盘。
于是，他裹着那件破了洞的长衫，站在矿坑边上，冲着几十个灰头土脸的矿工吆喝开了。
他说：“咱们与其被潮州人欺负，给荷兰人当牛做马，不如自己选个带头大哥。”
这话，句句都戳在大家心窝子上。
他没搞什么帮会，也没急着称王称霸，而是挂出了一块听着挺像做买卖的招牌——“兰芳公司”。
这名字起得有水平。
“公司”那会儿的意思是“帮大家管事儿”。
面子上看是合伙挖矿，底子里其实就是个武装割据的小朝廷。
他把矿区切成五块，每块选出个“监工”当代表，凑成个议事班子。
想干活的必须登记造册，掏钱买刀枪、修寨墙。
这套玩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谁是你亲戚”这套老黄历扔到了一边，直接用“利益”这根绳子，把所有人都拴在了一起。
才过了一年，兰芳公司手里就攥着一支五百人的“护卫队”。
这可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罗芳伯照着清军的模子操练他们，早晚都要点名，还得轮班去巡逻。
拉这支队伍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这乱世里留条命。
1775年，大麻烦来了。
周围的土著部落凑了三千多号人，举着火把，抹着毒箭，冲着坤甸矿区就压了过来。
这可是要命的关口。
按以往的剧本，华人矿工碰上这种阵仗，早就像鸟兽散了，各跑各的。
但这回变了天。
兰芳的民兵硬是在寨墙上顶了三天三夜。
眼瞅着快撑不住了，罗芳伯自己提着刀冲进了泥地里，一刀就把对面带头的脑袋给削了下来，挂到了寨门楼子上。
架是打赢了。
可紧接着有个难题：抓到的这些土著咋办？
当时底下人喊打喊杀：斩草除根，把周围寨子全推平了，看谁还敢惹咱们。
这话听着解气，可在罗芳伯眼里，这是笔赔本买卖。
要把土著都杀光了，地谁来种？
粮食谁来送？
再说梁子一旦结深了，以后矿区哪还有安生日子过？
罗芳伯拍板做了一个让大伙都傻眼的决定：讲和。
他把土著的头头脑脑都请来，送大米，送药材。
最绝的一手是，他让这些土著头领“进议会”，分给他们一点矿上的干股，甚至让他们跟着一块收税。
这哪像是赢家对输家？
分明是拉人入伙做生意。
这笔账看得极远：把对手变成“合伙人”，远比把对手变成死人要稳当。
三年后，兰芳公司的旗子插遍了整个西加里曼丹，管辖的人口过了十万大关。
直到这时候，大伙才回过味来，这个挂着“公司”招牌的玩意儿，其实已经是个有模有样的国家了。
1787年，罗芳伯干了一件在那会儿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儿。
他把监工那一套废了，正儿八经搞起了“三院制”：管事的叫议政院，打仗的叫军务院，判案的叫司法院。
这不是大清那一套，连中国老祖宗那一套都不是。
这分明就是西边那一套共和的架势。
在兰芳，当官是有期限的，三年一轮换。
村里的头头叫“甲首”，镇上的叫“保正”，区里的叫“府长”。
发个告示，全用客家话和潮州话写，还贴心地标上土话注音，为了让不识字的矿工听明白，传令兵骑着马挨个村子去吆喝。
罗芳伯给自己安的头衔是“总长”，绝口不提“国王”俩字。
当时有手下劝他穿黄袍、修宫殿，毕竟手底下十几万人，称个孤道个寡也不算过分。
罗芳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还是住在那个高脚楼里，门口挂个木牌子，写着四个字：“兰芳自强”。
他心里明镜似的，一旦称王，味儿就变了。
称王就是把这个“公司”变成自家的私产，里头各路山头立马就得散伙；再者说，称王那是直接打大清和荷兰人的脸，两边都得揍你。
披着“公司”和“共和国”的皮，大家都是“股东”，这才是兰芳能活下去的护身符。
可偏偏，哪怕算计到了这一步，罗芳伯心里还是有个疙瘩解不开：名分。
在那个年月，没有大清皇帝点头，兰芳在法理上就是一群“流寇”，荷兰人随时能找个借口把他们一口吞了。
1791年，罗芳伯豁出去了。
他托跑海船的商人给乾隆皇帝递了个折子。
折子里，他求皇帝把兰芳收做藩属国，还拍胸脯保证每年送一百两黄金当贡品。
这折子送到了广州，然后就像石头扔进了大海，没动静了。
足足等了两年，没人搭理。
最后乾隆皇帝大笔一挥，就批了一个字：“蠢。”
在乾隆眼里，一群被天朝抛弃的烂民，跑到蛮荒之地自己立山头，不治你们的罪就不错了，还想要封赏？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时候大清正忙着平西北、镇压台湾造反，哪有闲工夫管这群南洋矿工。
罗芳伯不死心。
1794年，他又派了一波人，带着兰芳的章程译本、黄金和沉香再去敲门。
这回更惨，广州那边直接把船扣了，人也被轰了回来。
这对罗芳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那年冬天他就病倒了，临闭眼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以后要是中原出了乱子，兰芳得帮一把。”
他到死也没等到那个“名分”。
但他搭起来的这个台子，却让兰芳在他走后，又硬挺着活了一百多年。
如果说罗芳伯走的是一条“大伙商量着办”的路子，那他的老乡吴元盛，走的就是另一条“拳头硬就是理”的野路子。
吴元盛也是天地会的兄弟，但他不信什么“开会”，他只信手里的刀。
他落脚的地方在加里曼丹东边，那儿林子更密，土著更凶。
在那种环境里，搞民主那就是找死。
1781年，吴元盛领着几十个退下来的老兵油子，占了三座废金矿。
他学着汉高祖的样子，自封“戴燕王”。
为啥叫“戴燕”？
因为他跑路前的化名叫“戴庆”，而“燕”是他老娘的名字。
这名字本身就是告诉大伙：这地盘是老子的私产。
吴元盛管事的逻辑简单粗暴：听话的吃肉，不听话的抹脖子。
他对土著那是相当狠。
打下来的村子，要么跪下投降，要么全村遭殃。
靠着这种雷霆手段，四年功夫，戴燕王国的地盘就有兰芳的三分之一大了，人口也过了十五万。
他盖王宫，封亲信，甚至拉起了一支南洋少见的骑兵队——六百匹马，两千精锐。
这时候，原本是老乡的兰芳和戴燕，关系就变得有点微妙了。
面子上，吴元盛管兰芳叫大哥，还自封“护国天子”。
可罗芳伯心里清楚，这都是场面话。
两个政权虽然结了盟，背地里谁都在防着谁。
兰芳靠的是规矩，戴燕靠的是狠人。
狠人政治最大的毛病就是：狠人一旦没了，摊子就得散。
吴元盛死得很突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没救回来。
他咽气前立了个遗嘱，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王位给我老婆陈妙音。”
在十九世纪的南洋，让一个娘们当国王？
陈妙音是潮汕人，十二岁就被卖到矿工营里受苦，后来被吴元盛收了房。
她识文断字，会算账，最关键的是，她懂怎么打仗。
吴元盛这笔账算得很毒：他手下那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儿子还小，交给谁都不放心，只有交给这个跟他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女人，才能镇得住场子。
陈妙音登基那天，没穿那些花里胡哨的凤冠霞帔，就是一身蓝布衣裳。
看着底下那群跃跃欲试的部族头领，她下的第一道令就是：“全军整顿，挑最能打的跟我去平南边的乱子。”
这就叫“祸水引外”。
一个月后，她亲自带着三千人马平了叛乱，砍了三个叛军头子的脑袋，还把俘虏押给兰芳，算是送了份见面礼。
这一仗，把所有不服气的嘴都给堵上了。
兰芳议会那边全体起立，竖大拇指夸她是“女中豪杰”。
陈妙音掌管戴燕王国整整三十五年。
中间碰上两次大旱灾、一次内乱，都被她硬生生按了下去。
她搞了个《戴燕律法》，里头有一条简直震古烁今：“不管男的女的，有本事的就能当官。”
在这位女王的治下，戴燕王国虽然还是世袭那一套，但硬是维持了长期的太平。
直到1949年，好多加里曼丹的村子里还供着她的画像。
兰芳共和国和戴燕王国，最后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兰芳是让荷兰人给灭了，戴燕是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没落了。
但回头再去琢磨这两段往事，你会发现个吓人的事实：
罗芳伯和吴元盛，这两个大清底层的落榜生和流浪汉，在离家万里的南洋，竟然搭出了比当时大清朝更有活力的政治架子。
罗芳伯没学大清，因为他知道在那个碎成渣的社会里，皇权那一套玩不转，所以他搞了“共和”；陈妙音没守着男尊女卑的老规矩，因为她知道在生死关头，裤裆里那点事不重要，脑子好使才重要。
他们不是啥政治家，他们就是为了活命。
恰恰是这种最原始、最接地气的求生本能，逼出了这些“新花样”。
印尼前总统瓦希德评价过罗芳伯，说他“像华盛顿”。
这话要是搁在十九世纪，那就是给那个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却把罗芳伯当傻子的大清朝，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在那个刻着“兰芳第一选区旧址”的石碑前头，每年中秋节，僧伽村的老少爷们还是会搞个“民选议事大会”。
大伙穿着汉服，商量着村里的规矩，没人来指手画脚。
他们嘴里念叨着：“这是咱们自家的共和国。”
火哪怕熄了，炭还是烫的。
信息来源：
本文素材整理自《坤甸罗氏族谱》、《兰芳旧事考》及相关公开历史资料，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