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福州城头的旗帜刚刚换过不久，一份从闽东送来的材料摆在中南海档案人员面前：1948年初，一名“行商”在宁德山区被几名地痞乱棍打死，财物被抢，尸体草草掩埋。材料的末尾，用铅笔重重划着一句话：“疑似我党地下重要干部牺牲案，请速查。”
几个月后，这桩“山路劫杀案”的真相，震动了已经转战千里的华东野战军——被乱棍打死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商人，而是闽东老区群众念叨多年的“英平书记”，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
叶飞看到材料时沉默良久，只是放下卷宗，低声说了一句：“他不该那样死。”材料再往北送，传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粟裕看完，猛地一拍桌子：“玉斋，你放心，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这桩看似普通的命案，为什么会让几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如此动怒？要弄清这件事，得从阮英平的一生说起。
一、闽东少年，从“甘棠暴动”走向延安
很多人听闽东革命史，记得的是“霍童、赤溪、虎坝这些地名，却不知道背后还有一个“顶头村的阮家子弟”。
阮英平，1910年出生在福建省福安县下白石乡顶头村。那时的闽东，山多地少，穷得很。他十几岁就尝过地主债主的厉害，见多了乡亲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景象。19岁那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闽东的党组织还很稚嫩，他却已经主动站出来挑担子。
1930年代初，闽东党组织在山区秘密发展力量，阮英平参与、并发动了闽东著名的甘棠暴动。那次暴动虽然只是一支小小的武装，却打出了闽东农民敢斗、敢拼的第一枪，为后来的根据地打下了群众基础。
闽东根据地很快就成了敌人眼中钉。国民党地方武装、民团、保安队多次“会剿”，村庄被烧，干部被捕、被杀，阮英平在这种环境下坚持多年游击，游走于山间村落之中。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他那时人瘦黑，眼神却很硬，说话不多，做事利索。”
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新四军在南方多个区域组建，闽东不少骨干被调出本地，到更大范围的战场担负任务。阮英平接到组织命令，离开熟悉的山山水水，奔赴延安学习。这一去，他整整离开闽东九年。
在延安，他系统接受了党的理论和军事政治训练，之后被派往华中地区，在江苏、安徽一带随新四军转战。他从基层政工干部一步步做起，解放战争时期，已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比早年在闽东时重得多。
但有意思的是，越到这种级别，越可能被重新调回“老地方”担任关键任务。1947年，形势一变，组织又把目光投向了闽东。
二、1947年的“回乡任务”：孤身闽东，再造敌后根据地
1947年5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连续发动“重点进攻”，大城市和交通线一座座被占领，就连延安也在3月被迫撤离。对不少普通群众来说，似乎“国民党又赢了”。
但在高层判断中，局势已经悄然逆转。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一边在山东、苏北、鲁南打大仗，一边也在谋划更远的布局：福建，不能一直让国民党稳坐后方。
就在这个时候，闽东那边提出迫切需要一名既熟悉当地情况，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回来主持敌后工作。多方考虑之下，目光自然落在阮英平身上。
这一年，他已经37岁，经历了长征式的辗转征战，算得上老资格的政治干部。组织找到他，说明任务：回闽东，恢复组织，发动群众，重建游击根据地。
这不只是一次“回乡”，而是一项极其危险的战略任务。闽东当时处于敌后深处，远离华东主力作战区域，一旦暴露，很难得到支援。简单讲，进去之后，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
更让人揪心的是，临行前，他的儿子刚刚出生，还不到一个月。妻子不舍，说：“孩子这么小，你就走？”阮英平说了句后来让人听了难免心里一沉的话：“革命胜利后，我们会再见的。如果我回不来，你把孩子养大，也算为新中国留下点什么。”
这话不带豪言壮语，却透出一种已经把生死看淡的决绝。谁都没想到，这句半带安慰的话，会变成他生命的预告。
进入闽东之后，他的工作并不是“立刻打仗”，而是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那段时间，他穿着普通短打，挨村挨户走，访贫问苦，摸底情况，把被破坏的农村党支部一点点恢复起来。
在他的主持下，基层党组织、农会、妇女会、青年团重新建立起来。很多老乡头一次听说“妇女也能开会、管事”，觉得新鲜。青少年被组织起来学识字、传递消息、当向导，整个闽东乡村，悄悄又活络了起来。
国民党那边也搞所谓的“土改”，但说白了，更多是“做做样子”，真正受益的仍然是地方实力派和大户。农民生活多半还是老样子。阮英平抓住这一点，开会时就说：“等我们打胜了，要来一次真的土地改革，地要分给种地的人。”
这种话，在当时的山村里份量极重。村里的老人后来回忆：“那时听他讲，觉得这个人不是来骗我们粮食、拉我们去当兵的，是来帮穷人的。”
为了让农民真正得到好处，他带头创建了几个农民供销合作社，用平价卖生产工具、布匹、盐巴，遇到日子过不下去的贫困户，还主动帮着解决吃饭、种田问题。说难听点，这样“花钱”的地下工作，不只是政治宣传，而是真正拿出资源帮人过日子。
有了这些基础，群众自然会把他当自己人。闽东山区的口耳相传很快传播开去，“英平同志”、“阮书记”的名号，一点点在山村里响起来。
不过，那时的形势并不让人轻松。1947年底，解放军主力还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阶段，闽东远离主战场，国民党在这里的统治看上去很牢固。很多人被宣传迷惑，以为解放军已经节节败退。有人在私下说：“听说延安都被打下来了，他们还能赢？”
针对这种悲观情绪，阮英平花了不少功夫。他专门组织小规模宣讲，把从前线得到的情况讲给大家听：哪一仗消灭了多少敌人，哪一个战区开始转入反攻。他告诉大家：“我们是主动的后退，不是逃跑；敌人是拼命往前冲，但伤亡大，后劲不足，总有一天要翻过来。”
这些分析，放到后来来看，判断准确。当时听的人，只是觉得这个人说话有理、有底气，于是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灰心。
1947年9月，闽东地委正式成立，阮英平兼任书记。他不再只是“跑山的干部”，而是闽东敌后斗争的主要负责人。
三、游击战与背叛：从“营溪战役”到深山转移
地委成立之后，游击战争也随之展开。国民党为了守住这个“大后方”，在闽东各地设立乡公所，拉出一批反动民团，配合保安队进行统治，抓人、收粮、围剿游击队。
阮英平把几支分散的小游击队整合起来，统一指挥，频频出击。他们打过北德洋、虎坝、赤溪、霍童等地的战斗，拔掉一个个乡公所，打掉不少民团骨干，镇压了数个罪行累累的伪保长和民团头子。
这一连串的战斗有两个结果。一是敌人在乡村的统治出现了裂缝，许多基层反动力量不敢再横行。二是队伍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武装力量越来越强。闽东的山林里，红星再次亮起来。
然而，枪声越响，敌人的注意力也就越集中。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支“山里的队伍”不是一般土匪，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便下了决心要除掉这颗“钉子”。
不久，敌军纠集两个团，又拉上保安团和民团，以“移民并村、清查户口”为名，对闽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所谓“移民并村”，其实就是强行把偏僻山村的居民往易于控制的地方赶，以便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
局面一度变得紧张。面对敌人压境，阮英平在宁德天湖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策。他并没选择硬拼，而是机动灵活，决定先打掉一部、牵制一部，再伺机突围。
游击队在坝垄后山与来犯之敌遭遇，打得很是凶险，最终击毙了敌保安中队的大队副楼祖华。紧接着，又发动营溪战斗，一举攻克营溪，处决了地方反动保长，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战斗虽然成功，敌人的围剿却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升级。闽东山区到处都是搜山队、流动哨，敌人宣称要“把共匪赶出福建”。
在敌人投入兵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闽东根据地的处境愈发恶劣。阮英平果断决定，保存有生力量，游击队分散转移，待机再起。他本人留在后方指挥掩护，这个选择，后来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关键。
就在这段艰难时期，一个致命的人物出现了——周阿奎。此人负责财政工作，掌握不少机密。随着形势紧张，他思想起了变化，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最终，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财务干部”，做出了背叛组织的选择。
周阿奎向敌人泄露了阮英平的行踪和不少地下组织的情况。敌人马上调整部署，加大对相关地区的搜索力度。可以想象，原本就艰难的斗争环境，瞬间变得更加凶险。
一次紧急转移中，敌军突然压上来。阮英平已经下令游击队分散隐蔽，他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班。激战中，部队被冲散，他和警卫员陈书琴在混乱中脱离了队伍。
二人商量着北上福州，寻找当地党的地下组织，汇报情况，听候新的部署。可惜敌人追捕不断加码，他们在辗转中再次失散，阮英平只剩一人。
面对大规模的搜查，他不得不改变方式，换装成一个普通商人，想办法从人群间穿行。经过一番辗转，他走到了宁德县大窝村附近，天色已黑，只能选一户农家敲门借宿。就这样，他走进了范起洪家，也踏入了自己的生死关口。
四、一念之差的借宿，一场让人愤怒的劫杀
大窝村的一个夜晚，灯火昏黄，山风带着潮气。阮英平此时已精疲力竭，衣服上带着一路风尘。他敲开农户大门，自报家门说：“我是从宁德到福州做生意的，走岔了路，能不能在你这里借宿一晚？”
主人范起洪见是外地“商人”，口音又像本省人，加之天色已晚，也就顺势答应，让他在家里歇下。那时候，穷乡僻壤里，赶路人借宿农户算常事，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真正的危险，却藏在屋里另一个人身上。
当晚，村里有人办丧事，来帮忙的周玉库暂住在范起洪家。这人平日里名声就不好，爱偷鸡摸狗，沾点小便宜，被乡里乡亲当成“油滑混混”。阮英平把随身包裹放在屋角，或许是被久违的“乡情”和疲惫冲昏了警惕，违反了地下工作中“财不外露”的严格要求。
夜深之后，周玉库起了歹念。他悄悄打开包裹，发现里面不但有钱物，还有一只沉甸甸的金手镯。对一个游手好闲的小地痞来说，这几乎是天上掉馅饼。
他并没有满足于“悄悄偷走”。贪婪很快压倒了胆怯：如果只是偷，万一被发现，还有风险；最稳妥的方式，是连人带钱一起解决。
但看着床上熟睡的“外地商人”身材结实，他又担心单独动手不占便宜。于是，他悄悄叫醒了范起洪，用几句挑唆的话，把后者的贪心也调动起来。两人盘算了一圈，仍觉得心里没底，又把正在办丧事的范妹仔也拉进来，约好“干完事大家分”。
计划就此形成：白天佯装热情，晚上假意“护送”出村，到荒郊人少之地动手。一切安排妥当，几个人在屋檐下抽着旱烟，低声商量着，屋里那位真正的地委书记，却还在酣睡之中。
第二天，阮英平提出要趁白天出发，打听路况。范起洪等人故作关心：“白天路上人多，不如天黑再走，我们再找两个人一起护送你，安全些。”这种“好意”，换在平时，他未必会相信。可一来身心俱疲，二来那包钱物暴露之后，他多半已经察觉不妙，又不方便当场翻脸，只能顺势答应，想尽快脱身。
夜色降临，四个人一起出门，走向村外。刚出村，这路还算平缓，说说笑笑，看不出来问题。再往前，田埂渐窄，树林渐密，前后都没了人影。
就在这一段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周玉库突然从后面抡起棍子，朝阮英平脑后狠砸过去。两边的同伙也几乎同时落手，乱棍齐下。一个人再强壮，准备再充足，在这种背后偷袭下，也难有还手之力。
没有战斗，没有口号，没有遗言，这位在江淮战场、闽东山野多次出生入死的干部，就这样倒在了几根木棍之下。三个小流氓把他随身的钱物分赃，又把尸体草草埋到荒地里，连名字都懒得打听清楚。
很多年后，再回顾这一幕，人们会本能地想到一句话：英雄没有倒在枪林弹雨中，却倒在最卑劣的人心之手。这种死亡方式，比战场牺牲更让人难以接受。
由于当时敌人严密封锁，交通艰难，消息无法及时传出。阮英平失联后，组织曾经多方打听，得到的线索零零碎碎。直到1948年下半年，一些下落才逐渐被串联起来——他极有可能已经遇害，而地点就在闽东某处山村。
消息经过核实后送往上级，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的同志才陡然意识到，这位曾经在江淮并肩作战的战友，竟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战场。叶飞得知后，情绪极为激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记得他反复说：“不能算了，一定要查。”
粟裕的反应更为直接，听完经过，重重一掌拍在桌上，那句“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找出来，为你报仇”，后来被不少战友记住。
在那样一个战争年代，牺牲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件事戳到了很多人的心：不是为了大决战、不是为了阻敌一线，而是被几个乡村流氓为了金镯子打死在山路上，这件事，不少老同志心里都难消这口气。
五、解放后的追缉与落网：一句“早知道”暴露了人性
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华东野战军南下，福建战役打响。6月，福州解放，福建全境的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
战事告一段落后，叶飞率部在闽东、闽北一带展开肃清残敌、恢复生产、建立政权的工作。在这些繁杂事务中，有一件事并没有被忘记——查清阮英平遇害的细节，追出真凶。
问题在于，案发已过去一年多，当时又是在荒郊野外，没有目击者，线索少得可怜。一些人甚至私下说：“山里劫案何止一桩，要从头捋，难度不小。”
然而山乡有自己的“账本”。在同一时间里，有人突然挥霍起来，有人悄悄添了新房，有人明明平日穷得叮当响，却莫名其妙地“转了运”。这些反常，在同村人眼里，并不会太快遗忘。
1950年，当地公安机关在梳理旧案时，有群众主动来反映：大窝村那几个人解放前突然有了钱，而且常常神色慌张、夜里做梦惊叫。听说新政权在查一桩疑似抢劫杀人的旧案，乡亲们心头压着的怀疑，这才渐渐说出来。
公安干警顺着这条线索下乡调查，把时间、地点、人物一对照，发现问题越来越明朗：范起洪、周玉库、范妹仔几个人的“暴富时间”，恰好与阮英平遇害时间相近，他们的说辞，又前后矛盾。
经过一段时间秘密侦查和审讯，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几人最终承认，自己确实在1948年初“棍打外地商人，抢走财物”。随着他们交代的细节和当年残留物证的比对，这桩悬案终于被坐实——被害人，正是当年在闽东地区活动的“英平书记”。
案件侦破后，公审大会很快在当地召开。参加公审的，不少是当年受过阮英平帮助、在合作社赊过账、在土改动员会上听过他讲话的农民。如今，他们是新政权的主人，以群众身份来见证法律的判决。
宣判时，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范起洪嚎啕大哭，说了一句让在场的人都冷下去的话：“我们当初真不知道他是地委书记，要是知道，就不敢动手了。”
这句话，很扎眼。表面看像是忏悔，细究之下，却暴露了真相：他们并不是因为杀了一个无辜者而痛悔，只是后悔对象“捅到了铁板”。在他们眼里，如果只是杀了一个小商人，似乎就没有这么大罪过。
这点心态，恰恰揭开了旧社会底层某些人的真实面目：对弱者毫无顾忌，对强者唯唯诺诺。用棍子砸向陌生赶路人时，他们不曾犹豫；听说被害者其实是共产党地委书记时，他们才开始发抖。
对很多闽东人来说，三声枪响既是对一个革命干部的迟到交代，也是对旧式乡村恶习的一次清算。
后来，阮英平的家乡把“顶头村”改名为“英平村”。对那一代老区群众而言，这个名字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记住一个事实：有这么一个人，十九岁入党，在闽东点起革命火苗；抗战时期远赴苏皖，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又奉命回乡，重建敌后根据地；最后倒在几根棍子之下，年仅三十九岁。
把这些片段连起来，会发现一个并不复杂的线索：这个人的一生，从始至终都紧紧围绕着两个字——闽东。早年起事在闽东，中途离开是为了更大战场，最后又回到闽东，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仍旧选择背着文件、钱物、任务，在熟悉又陌生的山路上穿行。
叶飞和粟裕当年之所以如此震怒，倒不只是因为失去了一名干部，而是看到了一种极为刺目的对比：一边是为了革命理想，把生死看得很轻的人；另一边却是为了一只金手镯，敢在黑夜里抡起棍子打死路人的人。
历史最终还是给出了两边截然不同的归宿。一个人的名字，被刻进了村名，被写进闽东地方史；三个人的名字，则留在了犯罪档案，很少有人愿意再提起。
对熟悉那段岁月的人来说，阮英平的故事并不宏大，却极其真实。他既不是将军，也不是元勋，只是千千万万革命干部中的一个。但正是这样的人，用一次次选择，把一片山水从黑暗带向了另一种颜色。
至于那句“玉斋，你放心，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找出来”，后来被不少老战士传诵，在他们看来，这既是一句愤怒的话，也是那个年代对战友、对牺牲最朴素的一种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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