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架苏联飞机停在兰州机场，机舱里装满了药品，目的地是延安。
没有放行令，飞机动不了。
贺耀祖拿起电话，以侍从室主任的身份，直接下令放行。
飞机升空了，消息也传到了蒋氏耳朵里。
等蒋氏反应过来，为时已晚，一怒之下免去了贺耀祖的侍从室主任职务。
一个坐在国府权力核心的人，为什么敢干这种事？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个人还有一个身份——戴笠的顶头上司，情报系统的正牌一把手。
对，戴笠在那个系统里，从头到尾只是副职。
真正坐在局长位置上的，是贺耀祖。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个名字，翻开档案就会发现，此人的履历比戴笠硬得多。
贺耀祖是湖南宁乡人，父亲是教书先生，家境殷实。
十六岁考进湖南陆军小学，后来被公派到日本留学，进了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本，同学是何应钦、朱绍良，都是后来国府里的大人物。
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同乡介绍，贺耀祖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次在东京，两个喝醉酒的日本浪人闯进他老师家，想对师母不轨。
贺耀祖上去三拳两脚就把人撂倒了，扭送给巡警。
这件事传开以后，他在学校里一下就出了名。
回国以后，贺耀祖在湘军里从团长一路升到师长。
北伐的时候，率部参与收回九江英租界的行动，动员群众上街抗议，同时和英方交涉谈判，双管齐下，硬是把租界拿了回来。
1928年济南事变，日军突然袭击北伐军，贺耀祖当场下令还击，把日军逼退。
蒋氏怕事情闹大，赶紧把他从前线调走了。
能打日本人、能收租界、敢和洋人硬碰硬——这样的人，在国府里算"稀缺品"。
蒋氏不可能不用他。
1938年，复兴社特务处改组成了那个大名鼎鼎的情报机构，蒋氏需要一个局长。
戴笠是实际操盘手，但资历太浅，黄埔六期出身，直接当一把手怕压不住场子。
蒋氏的算盘打得很精——让贺耀祖挂名，给戴笠撑腰。
贺耀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就是个"门面"。
所以情报系统的日常事务，从来不碰，全交给戴笠。
活脱脱一个闲人。
但"闲"是表面的，手底下的动作一点都没少。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整人事，把秘书处第三科的人换了一批。
新换上来的人，暗中帮着做了不少事——给进步青年发去延安的护照和路费，营救被关押的人。
这些事，戴笠不一定知道，蒋氏更不知道。
贺耀祖的"反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有一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倪斐君。
贺耀祖的夫人，浙江镇海人，原来是南京一家医院的护士。
两人结识时，贺耀祖已经是参谋部次长，年龄差了二十多岁。
倪斐君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亲戚朋友也都来劝。
最后倪斐君自己拍了板，嫁了。
做媒的人，是贺耀祖的湖南老乡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主任。
这层关系，埋下了后来所有故事的伏笔。
倪斐君嫁过来以后，公开身份是抗敌后援会主席、难民服务团团长。
她和宋庆龄一起搞社会救济，和陶行知一起创办国际难童学校。
在重庆的时候，曾家岩50号有一栋小楼，周公夫妇到陪都没地方住，倪斐君帮忙找到的这个落脚点。
到了1938年底，倪斐君秘密加入了一个特殊组织。
从那以后，家里就热闹了。
夫妻俩三天两头因为政见吵架。
有一次争得面红耳赤，贺耀祖气得拍桌子——各看各的报纸！
分房睡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和好了。
家里几个孩子全站在母亲一边，贺耀祖成了自己家里的"少数派"。
情报系统的人把倪斐君的活动报了上去。
蒋氏半开玩笑地敲打贺耀祖——连夫人都管不住，怎么管事？
蒋氏觉得不过是一个女人爱出风头，没当回事。
这是蒋氏判断失误最大的地方。
在倪斐君持续不断的影响下，贺耀祖的思想天平一点一点在倾斜。
这不是一夜之间的顿悟，而是日积月累的"家庭思想战"。
妻子比丈夫走得更远，丈夫最终被妻子拽了过去。
1937年贺耀祖在甘肃任行辕主任的时候，谢觉哉正好在兰州。
两人是老乡，又有倪斐君这层关系，走动非常频繁。
贺耀祖给谢觉哉发了一枚省党部的通行徽章，让他在兰州全城自由出入。
当时有大批西路军失散人员被关在兰州监狱。
谢觉哉把名单递过来，贺耀祖的态度很干脆——能确认身份的，一律放人。
他在甘肃还干了一件大事，修建了机场和公路，名义上是争取苏联空中支援。
开会的时候，他公开说了一句话：不要恶意估量合作方，要共赴国难。
这话在当时的氛围下，相当于在会议上"亮明旗帜"。
蒋氏坐不住了，1938年把他调回重庆。
回到陪都以后，贺耀祖先后担任了侍从室主任、情报系统一把手。
表面上离蒋氏更近了，实际上是被放在了眼皮子底下看着。
但贺耀祖根本没收手。
就有了开头那一幕——私自放行苏联飞机，被免去侍从室主任。
蒋氏对贺耀祖是又恨又离不开。
免了侍从室主任没多久，又任命他当重庆市长。
结果贺耀祖在市长任上"老毛病"又犯了。
1945年秋天，那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在重庆进行。
贺耀祖以市长身份设宴，请的主宾是从延安飞来的那位。
他还特意叫上了孙科等名流作陪，把场面搞得很大。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刻，一个国府官员这么高调地招待对方阵营的核心人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周公后来说了一句话——此人是"挚友"。
蒋氏再也忍不了了。
1945年底，贺耀祖被免去市长职务，彻底坐了冷板凳。
此后几年，蒋氏把他安排在各种闲散部门挂虚职，不给实权。
贺耀祖也不争，安静地等着。
1949年春天，蒋氏宣布"引退"，贺耀祖等到了一个缝隙。
他悄悄离开大陆，到了香港。
在香港，他和龙云、刘斐等四十多人联合发出一份通电，宣布与旧阵营彻底决裂。
消息传出，蒋氏震怒，立刻派人到香港执行暗杀。
贺耀祖的命，悬在一线之间。
关键时刻，北方的朋友早就得到了风声。
地下渠道第一时间将贺耀祖从藏身处转移出来，护送他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到了北京，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见和宴请。
这一年，贺耀祖六十岁。
回过头看，他这一生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改名字。
最早叫"贺耀祖"，"光宗耀祖"的意思。
后来投身革命，改成了"贺耀组"——不再"耀祖"，要"耀"一个新的组织。
和旧阵营决裂后，他把所有"耀组"的印章全部毁掉，改用别号"贵严"。
一个人一生改了三次名字，每改一次，就是一次立场的表态。
新中国成立后，贺耀祖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全国政协等岗位上工作。
踏踏实实干了十二年。
1961年7月，贺耀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那个特殊情报系统的历任负责人中，他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场厮杀，没有惊天动地的谍战大片。
贺耀祖做的事，都是"缝隙里的事"——发一张护照，放一架飞机，释放几个人，请一顿饭。
但正是这些缝隙里透出来的光，在那个年代救了很多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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