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清晨，邕江水面上还裹着一层薄雾，一支挂着“第十三兵团”番号的车队，正一点点向南宁逼近。车厢里的人大多是北方口音，只有少数几个说着夹杂桂柳土话的战士。有人轻声嘀咕：“莫政委说了，这次可是真正回家。”一句话，说得既轻，却透出压了二十年的情绪。
车队里，莫文骅右侧腹部疼得像有把刀在搅，额头沁出冷汗。卫生员匆忙检查后小声说：“很像急性阑尾炎，得尽快处理。”没条件动手术，也没有时间折腾。前方九十华里的崎岖山路，工兵连正一锹一镐地抢修，车一段段往前挪。莫文骅死死咬着牙，只一句：“离城越近，越不能倒。”
对于别人来说，这只是一段普通的进军路程；对他，则是二十年打了个来回。从在南宁读书的少年，到被捕入狱的学生，再到离乡参加百色起义、转战长征与抗战，最后率兵团杀回白崇禧老巢，这条路绕了整整二十年，才回到原点。
有意思的是，这段军旅归乡路，如果追溯得再久一些，还能扯到宋仁宗年间狄青南征的故事。那时押送来的山东百姓一路南迁，走到邕州南郊累得站不住脚，被“停止前进”的一声军令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几百年后，亭子村里出了一个叫莫文骅的孩子，他又从这里出发，走上另一条生死不定的道路。
一、从亭子村到牢房门：少年眼里南宁并不“安宁”
莫文骅1908年出生在广西南宁市亭子村，到了他这一辈，家族已经在这里安身十八代。村里老人常念叨“停止”“亭子”的传说，孩童听得多了，只当是故事，可那一层“流徙”与“落脚”的意味，并没有完全消散。
家境并非一贫如洗。家里有几亩田，父亲在城里开布店，算得上小康。不过人口多，两个叔父早逝，十九口人全压在父亲肩上。到了莫文骅读小学那几年，家里已经明显拮据。母亲是买来的丫头，后来做了继室，起初没有地位，只能在灶台和织布机之间熬夜周旋，还要跑到几里外的地方种菜卖钱补贴家用。等生了几个儿子，她在家中的话语权才慢慢有了分量。
很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在那样的光景里，这个家庭还坚持送孩子读书。七岁那年，莫文骅进了村里的私塾，跟着先生翻《三字经》《千字文》，老师照本宣科不加解释，孩子就死记硬背。母亲站在一旁，时常拿着鞭子坐在他身边，自己流着泪，盯着他读书写字。那种“望子成龙”的焦虑，夹杂着对命运的不信任，几乎写在她的眼神里。
读了四年私塾后，新式学堂在南宁渐渐兴起。母亲认定，只在村里认几个字不够用，人要出去闯。父亲却觉得会写信、算账就可以谋生，没必要折腾。夫妻争执不休，吵得厉害。母亲急了，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话：“生了五个男孩子，总要有一个闯出个世界来，就算去当兵，也比困在家里强。”在当时的观念里，这样的话算是颇为“出格”，却也反映了普通妇女对旧生活的压抑。
14岁那年，莫文骅终于进城，考上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取学名“莫万”，字“六琴”。从那时起，他接触到“列强”“帝国主义”这些新名词，眼界慢慢打开。每年雨季，邕江水位上升，英国军舰逆流而上停在南宁江面，那些披着白制服的水兵一上岸，举止傲慢，引得市民侧目。洋货源源不断涌入：一斤本地麦不过几分钱，一罐大麦片却要一元；一张牛皮价值不高，从香港来的篮球却要十多元。这样的价差，用不着谁大声宣传，普通人早就体会在生活里了。
洋货冲击下，本地土布渐渐卖不动。母亲咬牙买的木制织布机，织出来的布终究比不上外来洋布，赔得一塌糊涂。对一个少年而言，这就是最直观的“经济侵略”，不用抽象理论，就能感到某种看不见的力量一步步压过来。
让他印象最深的，却不是洋人，而是门前那条“宗法”的绳索。亭子村边有户姓雷的人家，家中寡妇带着十六岁的女儿，靠雇长工耕田过日子。长工能干，时间一久和姑娘生了感情。事发后，族中头人召集上百族人，将姑娘押到村边“母猪湾”，逼她跳河，母亲坐在岸边，只能流泪不敢吭声。第二天，莫文骅才听说这件事，心里那股压抑和愤怒，让他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这个社会并不只是贫富不均那么简单，而是有一套吃人的规矩。
一边是军阀混战，列强压境；一边是封建家族权力伸进普通人的生命。家道日渐中落，学堂里新思想不断传入，这些重叠在一起，让少年莫文骅心中的“不平”一天天加深。
1926年底，他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南宁表面上还是个边陲城市，暗地里却已经被政治风暴裹挟。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崇禧所在的新桂系迅速在广西“清党”，南宁成了重点之一。
5月的一天，军警闯入学生宿舍，将包括莫文骅在内的一批青年抓走，押进第十五军军部拘留所。监牢环境极差，吃的是残羹剩饭，冰冷浑浊，许多难友身体明显消瘦。到了9月、10月，枪声开始频繁响起，一批批人被拉出去，借着所谓“审讯结果”，暗中处决。莫文骅眼看身边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消失，怒火和恐惧夹在一起，让他下定了一个极其朴素却极其坚决的念头：必须掌握枪杆子。
翌年2月，敌人迫于舆论压力，作出“无罪释放”的姿态，把他们放了出来。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际上已在这批青年心中埋下另一种选择。
二、百色起义出发，二十年后打回南宁
1929年夏天，广西局势看上去还是旧军阀争权夺利的老戏码。7月，莫文骅考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北伐名将李明瑞。南宁城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因为李明瑞正策划反蒋，桂系内部暗流涌动。
同一时间，中共代表邓斌（邓小平）来到广西，开始在军队中开展工作。他通过一系列活动，促成张云逸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逐步掌握和改造一部分武装力量。形势瞬息万变，李明瑞反蒋行动准备不足，很快失败。南宁随之风声鹤唳，邓小平断然决定将掌握在党手中的武装撤出南宁，向百色转移。
那天，军校刚好放假。莫文骅站在街边，看见部队在城外列队，行装简陋，人员却精神抖擞。打头的，是他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邓小平和张云逸。借着同学介绍，他鼓起勇气上前请求随队去百色。在简单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张云逸当场拍板，任命他为中尉副官，归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官处。
这一步，等于从传统军校道路拐进了另一条彻底不同的路。很快，他随队参加了百色起义，走上红军道路，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广西南宁。这一别，就是整整二十年。
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大地几乎没有停歇过战火。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打响，莫文骅几乎在每个关键阶段都在前线或后方重要岗位上奔走。身份从地方武装干部，到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再到四野兵团政治委员，肩上的担子一层层加重。
有一件发生在1938年前后的事情，一直让他对广西的局势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南方各省的革命武装命运各不相同。广西这边碰到的，是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白崇禧打着团结抗日的旗号，抢先喊出统一战线的口号。1937年秋，他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名，诱使留在左、右江一带的分散革命武装约三千人出山，声称要编入正规部队去打日本。
这批人抱着真心抗日的热情，在没有等到党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贸然响应了招呼。消息传到延安后，党中央派张云逸专门从西安赶赴桂林，要求归还这支队伍。白崇禧却避而不见，暗中将这三千多人调往徐州战场，有的编入桂系部队，有的被赶上前线，在台儿庄一带用简陋的土枪、小手榴弹跟日本军队死拼。结果极其惨烈，大多数人战死，仅有十几个人辗转到达延安。
当时，莫文骅已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工作，亲自接见了这批幸存者。那几张风吹日晒、骨瘦如柴的脸，背后是几千名战友几乎全部消失的代价，也让他对白崇禧的“狡猾”和“算计”有了切肤之感。这件事没有在公开宣传中大肆张扬，却在很多革命干部心里留下了很深印记。
时间推到1949年初，形势已经完全逆转。莫文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政委，渡江战役后在武汉短暂休整。9月，十四兵团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司令刘亚楼调任空军司令。原定安排肖华担任十三兵团政委，因为他率团出国访问未归，中央决定调莫文骅接替十三兵团政委职务。
十三兵团很快投入湘西作战，配合衡宝战役，在一个月内重创桂系主力四个师。战败后的白崇禧，把残部向南收拢，退往全州、桂林一线，再一路向南逃窜。此时，第二野战军的广东战役已经取得胜利，华南大势基本底定。白崇禧手里握着的，不过是一个孤立无援、被三面包围的残余集团。
进军广西前，桂境内的游击队同十三兵团取得联系。那些在当地坚持了多年斗争的同志，向莫文骅诉说这二十年的艰难处境，也说起当年被骗去徐州的那支武装的遭遇。一条条线索连在一起，让他对即将面对的对手与土地，有了更深的认识。
11月上旬，十三兵团接到向广西进军的命令。对付白崇禧这种“本钱小、占地利、又极机灵”的劲敌，中央制定了相应战略。毛泽东强调，不要被白崇禧一时的部署牵着鼻子走，而要远距离迂回，越过敌人，切断其退路，“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一指导思想，后来被证明极为有效。
在整个广西战役中，莫文骅始终参与并落实这一部署。12月4日，他亲自指挥部队解放南宁；7天后，又进占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宣告广西战役胜利结束。
也正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那场“急性阑尾炎”发作的插曲。距离南宁只有九十华里，路被敌人破坏得坑洼不平，工兵边修边放行车辆。病痛来得猛烈，身边的卫生员建议尽快就地处理，否则有生命危险。莫文骅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二十年打回家门，不能倒在最后这段路上。他后来回忆那一刻的想法时，言语朴素，却透出一股倔劲——几十万里征程都挺过来了，不会被这区区九十华里难住。
黄昏时分，车队终于靠近南宁北门。城墙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少年时代的许多画面，不由自主从记忆深处浮上来。那一刻，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战略目标城市，而是久别重逢的故乡。
三、解放后的南宁：剿匪、建政与“不能鼠目寸光”的市长
南宁解放后，最紧迫的工作不是庆祝，而是接管和稳住局面。这里曾是桂系军阀盘踞多年的老巢，也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军政人员刚刚溃散，散兵游勇、土匪、旧特务和黑社会势力交织在一起，暗流汹涌。
1949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莫文骅被任命为主任，这是当时南宁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统一领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务。同一天，南宁市警备司令部成立，确保城市安全。
解放军从外省带来的“广西工作队”人数不多，不到百人，而且基本是北方干部，对广西的语言和社会环境都不熟悉，工作起来困难重重。莫文骅深知，单靠这点人，不可能真正扎下根。他一方面大力启用长期在广西坚持地下斗争和游击工作的干部，将他们安排在各部门要害岗位；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指示，努力团结和任用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地方知名人士。
李任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曾是白崇禧的老师，在广西社会上有一定名望，对普通民众也有影响。新政权刚建立时，他态度观望，内心难免有些犹疑。莫文骅没有急于从政治立场上“划线”，而是多次上门看望，询问生活困难。有一次得知他住的楼房楼板被白蚁蛀空，存在塌陷危险，市里立即给他调换了住房。李任仁刚搬走不久，原来的楼房果然塌了。这样的细节，胜过许多空洞的动员口号，也让他对共产党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后来在工作中配合得更为主动。
不过，南宁要真正安定下来，靠的还是一场硬仗——剿匪。叶剑英曾明确指出，广西的剿匪问题不只是一个地方治安问题，而是关系全国的政治军事斗争。原因很简单：这里的土匪中有不少是残余国民党部队改编而来，也有被利用的地方武装，如果放任不管，既危及边境安全，也会在农村持续制造动荡。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底，广西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八个月时间里，共歼灭匪徒三十多万人，加上此前的战果，一年多总计消灭各种匪患四十余万人。其中，师级以上匪首五百三十余人，军级以上匪首一百七十人左右。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艰苦的山地清剿，也是地方政权逐步牢固的过程。
在这一系列工作中，莫文骅不仅是省委和军区的主要领导之一，还兼任南宁市市长。对一个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干部来说，突然拿起市长印信，面对的是另一种复杂的战局——财政空虚、市政破败、百业待兴，人心既有期盼，也有观望。
那时候，市政府几乎是白手起家。好在部队经费相对充裕，兵团手中还有几十万银洋。莫文骅没有简单把这笔钱当成“军费专用”，而是在保障必要军事支出的前提下，挤出一部分投向城市建设。他选择的方向很实在：修礼堂，便于召开大会、宣传政策；办水利，保证城市与周边农业基本用水；筑马路，打通交通脉络；建糖厂，发展地方工业；开农场，为城市提供粮食与就业。
有人可能会觉得，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修公园这种事可以往后拖一拖。但在南宁的发展规划上，他偏偏盯上了一个当时看起来颇为“冷清”的地方——望仙坡古炮台和白龙塘一带。他提出把这一片规划成“人民公园”，不少干部当场提出异议：那里荒凉，树木稀少，又离市中心远，花钱多、见效慢，不如把有限资金用在城中心街道上。
面对这种质疑，莫文骅在市政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大意很直接：“搞建设不能鼠目寸光。南宁现在看着只是巴掌大一点地方，可人总要往前看，几年、几十年之后，它会长大。共产党人做事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利益。”不得不说，这种眼光在当时还是有点“逆着短期思维”的味道。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多看几步”的思路，并没有白费。1958年底到1959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共工作会议时，专门选择人民公园作为接见广西各族人民代表的地点。那时，几年前栽下的树已经郁郁葱葱，古炮台附近视野开阔，既有气势又有些许历史感。陪同前来的韦国清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个公园还是莫文骅当南宁市长时建的。”毛泽东听后，点头表示赞许。短短几句，就是对当年那番“不能鼠目寸光”的最好回应。
单看这些市政细节，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南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军阀老巢到省会城市的转变。剿匪稳定治安，重建政权架构，同时进行初步经济恢复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后续更大规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莫文骅虽然担任市长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参与设计和启动了许多关键工程，凸显了一个从军旅转向地方工作的领导者的适应力。
1951年春，广西省负责人陶铸赴中南局开会，回来后有一段对话颇具意味。他转告莫文骅：“中央有个意见，说你地方化了。”这话听上去像是一句开玩笑的提醒，实际上表达了中央对他在地方扎根、长期工作的考虑。莫文骅并未反驳，只是表示服从安排，开始按“长期在广西工作”的方向做好准备。谁都没想到，两个月后，中央军委电令下达，他被调往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重新回到自己更加熟悉的军队系统。
这一来一回，又一次打断了他与南宁之间可能更长久的行政联系。但无论从剿匪战果，还是从城市建设起步来看，他在南宁留下的痕迹已经难以抹去。
四、家门口的冷清与诗里的“红色地面”
解放南宁后，莫文骅一直忙于军事和政务，直到广西战役基本结束，才抽出时间回一趟亭子村。这趟回乡，既算“探亲”，也算“看一看二十年前离开的起点”。
当车停在村口，他一下车就感觉到一种尴尬的陌生——道路比记忆中更破，房屋更加破旧，门前的老树还在，却显得有些枯瘦。亲戚乡邻听说他回来了，陆续围拢过来，又惊又喜，许多人嘴里还不太顺当地喊着“莫市长”“莫司令”。热闹之中，推门进自家老屋时，他心里反倒有一种凉意。
屋里陈设极其简陋，兄弟姐妹连像样的椅子都没有，洗脸用的毛巾还是打着补丁、快磨破的旧布。对于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反而让他更直观地感到，旧社会对普通家庭的消耗究竟有多厉害。家道从昔日的“小康”走到这一步，除了亲人自身的遭遇，也离不开长期战乱和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交错挤压的结果。
在几十年的革命队伍生涯里，他早已习惯于用“阶级”“制度”“政权”这些概念来分析问题。但站在老屋门槛上时，映入眼帘的就是最朴素的画面：麻花绳规整地挂在墙上，破旧的木箱被翻修过多次，屋梁上还挂着几件打着补丁的衣服。这些细碎的物件，比任何理论都直接说明了旧日南宁乡村的困境。
回乡探望结束后，他在工作间隙写了一首诗，记录解放南宁的感受。诗句意象并不复杂，却很有画面感：雷霆之力、疾风卷云、大军突入桂境、残阳西沉，二十年血战后再踏家乡门，地面变为红色，天上换了星辰。字面上看，用了常见的革命诗歌语言，但这其中“重踏家乡门”的意味，却只有他这样“二十年打个来回”的人才能体会得更深。
南宁此时并不富庶，甚至可以说百孔千疮。铁路公路多数残破，城内商业一片萧条，乡村因战乱和匪患而荒芜。但也正因为如此，南宁的变化空间极大。从这个意义上讲，莫文骅率部解放这座城市，再到担任首任市长，既是一段战争历史的收尾，也是新南宁故事的起点。
1951年春被调离后，他没有再以地方职务的身份长期留在广西。但在广西剿匪、建政和南宁市政建设上的诸多决策和实践，已经融入这座城市后来的发展脉络。人民公园中那些年长成的树木、早期修筑的道路、初创的工厂与农场，都是那个阶段留下的“物证”。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早期那几步稳扎稳打的布局，后来的南宁要从边陲旧军阀地盘转向现代化城市，恐怕要多走不少弯路。莫文骅在这里的几年，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用很实在的方式兑现了少年时代在南宁形成的那股“不平”和“抗争”。风雨几十年，他终究以解放军将领和地方行政首长的双重身份，回到了自己出发的地方，用手里握过多次的枪杆和后来掌握的权力，去改变那片熟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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