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九凌晨三点，北京贡院。
山西举人刘大鹏坐在窄小的号舍里，借着摇曳的烛光看清了会试考题——全是四书五经里摘出来的句子，要他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这和他在太原府考过的几十场试，没什么两样。
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一年，几百里外的天津，一个叫严复的人正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甲午战败后，他“大受刺激”，发愤译书，“未数月而脱稿”。三年后这部书正式刊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传遍了整个中国。
他更不知道，万里之外的檀香山，孙中山早在半年前就成立了兴中会，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年，他正带着会员秘密策划广州起义，试图用武力推翻满清统治。就在一年前，这个年轻人还给李鸿章写过八千字的意见书，讲农业改良、讲人才培养，只是满腔热忱最终石沉大海。
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在这一年悄然埋下伏笔。而他们命运的分野，早已藏在年少时读过的每一本书、接受的每一堂课里。
我将1865年以前出生的读书人视为时代浪潮中的第一代人、
而刘大鹏，是这一代人最典型的缩影。
他生于咸丰七年（1857），九岁开蒙读四书五经，二十三岁进晋阳书院，三十七岁中举，人生前四十年，所有的努力都围着科举两个字转。
看着书肆里堆成山的经史子集，他感叹“如入兰台石室”，想多买几本，却囊中羞涩，只能挑最紧要的几本，悻悻离去。
这些发现让他的信心散了大半，可等考题发下来，他又松了口气——还是那些背得滚瓜烂熟的经义，还是那些烂熟于心的八股章法，和他练了几十年的东西，分毫不差。
刘大鹏这一代人，脑子里装的是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传统。他们笃信“学而优则仕”，相信读圣贤书就能治国平天下。
甲午战败、马关议和的消息传来时，他也和上千名举子一起去都察院上书反对议和，可上书被驳回后，他没再多想，收拾行囊回了山西，继续教书、备考、等下一次会试。
在他们的认知里，王朝的兴衰是朝廷的事，读书人的本分，就是考取功名、守好圣贤之道。
1866－1879年出生的这一批人要比刘大鹏稍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大多受过完整的旧学训练，却没困在科举里。他们亲眼见过甲午战败的屈辱，最终走出了一条和刘大鹏完全不同的路。
张謇，是这一代人的起点。
他生于咸丰五年（1855），比刘大鹏还大两岁，可他人生的真正转折、事业的核心巅峰，全在清末新政时期，因此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标杆。1894年，刘大鹏第一次进京落榜的那一年，四十一岁的张謇登顶甲午恩科状元，功名走到了读书人能企及的顶峰。
可他没像刘大鹏那样等着朝廷授官。《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毅然放弃仕途，回南通办起了大生纱厂。有人嘲讽他：一个状元，怎么干起了商人的营生？他只回了一句话：“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1902年，他在南通建起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通州师范学校；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他当上了江苏教育会会长，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6年，他联合江浙士绅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成了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人物。
张謇和他后面这一代人的共识，和刘大鹏完全相反：只靠科举救不了国，必须办实业、办教育、推动立宪，才能让这个烂透了的王朝，还有一线生机。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真正执笔写考察报告的，是两个被朝廷通缉的人——杨度，和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梁启超正好卡在第二代的尾巴上，他办的《新民丛报》巅峰时发行量一万多份，读者遍布全国，其中就有后来掀起革命浪潮的第三代人。
这一代人里，还有个最“出格”的人——蔡元培。
他生于1868年，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入翰林院，是正经的天子门生、旧学精英。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毅然弃官回绍兴办学堂；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1904年成立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他后来回忆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
他比张謇走得更远：他相信，要改变中国，先要改变教育；要改变教育，先要推翻那个不让教育改变的朝廷。
和他同路的，还有1875年出生的陈天华。1905年，三十岁的他写下两本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书里写：“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这两本薄薄的册子，被秘密运回国内，士兵们偷偷传阅，学生们藏在枕头底下，有人读着读着就哭了，有人读完就剪掉辫子，投身革命。可惜这一年年底，陈天华在日本东京投海自尽，用自己的生命，唤醒沉睡的国人。
和前两代比起来，18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算得上是彻底的激进派了。他们大多没受过完整的科举训练，他们成长在甲午战败、庚子国难的屈辱里，从一开始接触的，就是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他们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学而优则仕”的执念。
1881年出生的鲁迅，是这一代人最典型的代表。
1898年，刘大鹏第二次进京会试落榜的那一年，十七岁的鲁迅揣着母亲凑的八块大洋，离开绍兴老家，考进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这里学费全免，还管饭，是穷人家孩子唯一能接触新学的地方。
在水师学堂待了没多久，鲁迅就不满学堂的迂腐风气，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书里那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他后来回忆说，读了之后“不觉汗流浃背”，原来世界不是只有四书五经，原来国家和民族，也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他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叫“戎马书生”。闲暇时，他和同学策马飞驰去明故宫，路过八旗兵驻地，对方叫骂投石，他们就扬鞭跃马，高声呼喊着反抗。
和他同路的，还有1884年出生的宋教仁、1874年出生的黄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他们都是核心成员。这群年轻人，不信立宪能救中国，不信改良能扶得起这个腐朽的王朝，他们要的，是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
刘大鹏、张謇、鲁迅，他们活在同一个时代，看着同一片山河，却对“救中国”这件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路。
刘大鹏觉得，王朝的兴衰是朝廷的事，读书人守好圣贤本分就行。1905年科举被废除的那天，他在日记里写：“心若死灰，无可挽回。”此后他守着山西老家，一辈子用宣统年号记日记，直到1942年去世，从未更改。
张謇觉得，救中国得一步步来，他对朝廷还保留了一点期待，认为办实业、办教育、推动立宪，总能慢慢好起来。1909年他当了江苏咨议局议长，三次进京请愿，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可朝廷始终不理不睬。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看清了王朝的末路，给袁世凯发电报主张和平解决，后来当了民国的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一辈子都信着“实业救国”四个字。
蔡元培和鲁迅，走得最远。1912年，蔡元培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代之以“公民道德教育”。而鲁迅，在1918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小说结尾，他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八个字：救救孩子……
这八个字，和他十七岁那年刻的“戎马书生”印章，隔了整整二十年。中间横亘着的，是一个王朝的崩塌，和一个时代的落幕。
1905年，科举被废除的那一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他说，什么叫“新民”？不是守旧的顺民，也不是学洋人皮毛的假洋鬼子，而是“新其民”——让每一个人，都变成有公德、有权利意识、有国家观念的现代人。
张謇看得懂，但他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办厂、办学上，用实干改变脚下的土地。
蔡元培和鲁迅不仅看得懂，更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他们知道，要“新民”，先得推翻那个不让民“新”的旧制度。
三代人，三种教育，三个选择，对个人而言，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时代的无奈与坚守。
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王朝，就这样被几代读书人接受的教育、做出的选择，静悄悄地改写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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