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走了，我以为初二再也不用早起赶那趟回娘家的高速，结果还是五点醒来，心里空得慌。

手机弹出老家天气：雨，零下二度。我盯着那俩字，像被戳破的气球，彻底清醒。没人等我，可脚还是踩了油门。

村口那棵老槐底下，站着个黑影，一把旧黑伞被风掀得翻过去。我眯眼才看清：是大伯，八十了，棉袄被雨泡成深一块浅一块。他冲我挥手，像小时候接我放学，只是背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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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车，嗓子被什么糊住，喊不出“大伯”。他先把伞往我头顶挪，自己半边肩在雨里，嘴里叨叨：“你爸不在，我得在，不然你回哪？”

一句话，把我这些日子偷偷练的“坚强”全击碎。我以为娘家已成空壳，原来有人替我硬撑着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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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我进屋，灶台上扣着两只大碗，一碗红烧肉，一碗藕盒，都是我爸生前做给我的招牌菜。大伯说：“我尝了，咸淡差点，你将就吃。”手上贴满膏药，切菜切到指关节肿成馒头。

我扒饭，眼泪掉进碗里，混着酱油一起咽。大伯不劝，就坐对面点根烟，烟灰掉在桌布上，他拿手背抹掉，像小时候替我擦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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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他递给我一把新钥匙：“东屋给你留着，以后想回就回，别等 invitation。”钥匙还带着机床的温热，是他昨天走了十里地去镇上新打的。

我捏着那钥匙，忽然懂了：所谓娘家，不是房产证写谁名，而是有人肯在大年初二风雨里替你撑伞，再学你爸的菜式，把咸淡调到你能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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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高速上，雨刷器来回摆，像大伯挥动的手臂。我把那把旧黑伞放副驾，它滴水，也滴着八十岁的倔强——告诉我，人走了，茶可以凉，但血脉这壶水，只要有人添柴，就永远不会凉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