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0月14日清晨，珠江微雾未散，一艘接驳小艇载着外商代表靠近沙面码头。岸上那幢崭新的乳白色高楼在晨光里格外醒目，广交会揭幕在即，白天鹅宾馆也迎来试营业。人们只知这里将成为中国南大门的第一家现代化五星级酒店，却少有人清楚，这座建筑能拔地而起，背后穿行了怎样的关卡与人情。
时间拨回到1978年春。国务院会议上一份统计表摆在各部委案头：全国涉外床位不足一万，北京仅千余张，广州更为紧缺。随即，国家旅游总局抛出“八大合资旅馆”构想。纸面上的蓝图要落地，得先找到真金白银。就在众人犹疑之际，香港商界传来消息——霍英东愿意出手。
这位祖籍番禺的实业家在维港弄潮三十余年，财力雄厚。更重要的，他与新中国有着特殊情感。抗美援朝期间，他偷偷护送被禁运的物资北上，三年未断线。港英当局多次找他“喝茶”，依然挡不住他的步子。“有用的东西，能送到，就值。”霍英东后来说。
1978年7月，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赴广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几杯功夫茶下肚，霍英东干脆：“我要投大的，一千间客房起步。”10万港元一间的成本，意味着总投资过五千万美元。对当时的中国，这不是小数目。卢绪章自然欣慰，却也清楚，更大的难题是审批。
地点选在哪？霍英东考察多日，却偏偏相中沙面岛。那块地曾是英法租界，洋行与教堂的痕迹犹在，地下水位高，施工麻烦。旁人劝他换到交通便利的天河或东山，他摆手：“就在旧耻之处建新地标，才够提气。”一句话，板上钉钉。
1979年1月23日，双方草签意向书，项目定名“白鹅潭宾馆”。4月5日，中央批文跟进。然而真正的关口才刚启动。广东省无法自批如此巨额的“楼、堂、馆、所”，规定必须报国务院。问题是，当时国务院尚无针对外资酒店的成文条例，文件一送上去便陷入真空，几经转手皆无回音。霍英东往返十余次，北京、羊城两头跑，人称“空中飞人”。
审批卡壳时，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接到汇报。老革命出身的他深知改革开放需要“破窗户”。1980年初夏午后，他在办公室踱了几圈，自言自语：“还是得去找叶帅。”随行秘书记下行程。
叶剑英时任中央副主席，常驻广州。两位老同志私交甚笃。某日傍晚，杨尚昆登门。寒暄后，他摊开材料：“中央没口径，项目搁浅。”叶帅端起茶杯，沉吟片刻，忽而放下杯盖：“广东省自己担起来吧！中央50号文件给的权限够。”语气平稳，却如定海针。杨尚昆答：“明白。”短短一句对话，成为白天鹅转机的关键。
所谓中央50号文件，是1979年《关于广东、福建对外经济活动若干政策措施的规定》。文件允准两省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审批外商投资。叶帅借此表态，等于直接给广东开了绿灯。有了这一层背书，省里火速开会，成立专班，审批流程在省一级闭环完成。
审批危机排除，新障碍又出现。军方担心高楼影响防空视野，要求屋顶预留炮台位置，并在旁边加建宿舍与车棚。白天鹅若按此执行，酒店顶层观景台得封闭，功能全毁。省里几次协调无果，还是叶剑英说了话：“建筑属于民用，不设炮台。”军方随后撤回硬性要求。此举在当年，堪称破天荒。
1981年盛夏，工程全面展开。广州最好的施工队伍集中到沙面，日夜转班。由于地下水位高，基坑刚开就渗水，工人们赤膊排涝，脚泡得发白。霍英东每天蹲点，伙食照顾工地一线，从香港调来进口水泵、钢筋，效率大增。值得一提的是，他坚持所有材料均与内地企业合采，避免“全洋化”，也为本地建材厂带来大量订单。
建设如火如荼，人才却奇缺。白天鹅预设客房一千零一间，员工需两千人。广州之前的涉外旅馆尚停留在手摇电梯时代，培训体系空白。霍英东决意不引入外籍管理公司，他更相信“自己的孩子要自己教”。宾馆与多所院校合办培训班，选拔青年赴香港、马来西亚见习。老广至此第一次听说“管家部”与“前厅经理”这样的新名词。
两年后，主体封顶。工程队举行了简单的封顶礼，珠江边鞭炮声此起彼伏。1982年国庆前，试营业倒计时，省市领导担心客流不足，会客冷清，便主动组织百人预订首批房间。任仲夷到现场打趣：“我们也算第一批体验高科技。”试营业当天，热水、空调、抽水马桶样样新奇，民众好奇心爆棚，有人排队两小时只为按一下电梯按钮。
1983年2月6日正式开业。霍英东下令“前门后门全打开”，市民可以随意进出，惹来不少保安皱眉。有人提醒可能失控，他笑答：“让大家见识新事物，放心。”结果不到半日，门厅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三万多市民走过大堂的波浪形白云石地面，栏杆差点被挤弯。工作人员忙到嗓子冒烟，甚至有人喊哑了。次日统计，掉落在失物招领处的鞋乘筐计，共三大筐。看似闹剧，却让“五星级酒店”四个字第一次与普通广州市民同频。
开张当年，白天鹅盈利。外汇收入成了广东最亮眼的数字之一，更关键的是，这座酒店把内地酒店业的管理理念推前了整整十年。信用卡结算、电脑预订、总机自动交换——在当时的广州，这些玩意儿像科幻电影。有人质疑：“客人拿张塑料卡就能走？”财务部战战兢兢试行，盈亏表迅速给了答案——可行。
1985年，白天鹅加入“世界一流饭店组织”，这是亚洲唯一入选的中外合资酒店。本土团队交出的财务报表，与欧美老牌集团同台无惧。业内哗然，也服气。接下来两年，深圳国贸、深圳香格里拉、北京长城喜来登先后开业，工程师与管理骨干大多来自白天鹅“毕业生”，成为行业黄埔。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礼宾司选址白天鹅设国宴，英方团队实地考察后，对厨房要求挑剔。总厨谢恬恬临场加班推出“荔湾艇仔粥”，英女王微笑称赞，媒体次日大书特书。市民乐不可支：“我们广州自己的师傅，做的菜给英国女王吃了！”
白天鹅的传奇，并不止在经济数据。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改革开放初期“大胆先行”的试验精神。审批梗阻、观念冲突、技术短板，这些绊脚石一一出现，也一一被搬开。杨尚昆、叶剑英的适时点拨，给地方放权；霍英东的胆识，让资本与情怀结合。多重因素叠加，造就了这只“白天鹅”凌空展翅。
四十余年过去，广州天际线早已被新建筑刷新，可夜色降临时，岸边的那抹雪白灯火仍旧稳稳当当地矗立。它见证了珠江帆影，也映照着一个时代对开放的渴望与信心。若非当年那场“去见叶帅”的临门一脚，这里或许只剩一片荒凉码头。历史有时就拐在某个不经意的下午，几句话，让城市与国家打开了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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