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寒冬里的日本东京。
要是有个当地人无意间路过那间出租屋，往里瞅上一眼，八成会觉得屋里这俩中国人脑子都不太正常。
屋里坐着的两位，一个是三十六岁的孙中山，大清朝廷眼里的头号反贼，脑袋上的赏格高得吓人；另一个是三十三岁的章太炎，刚从国内逃出来，同样背着通缉令。
按理说，这就叫“泥菩萨过江”，这俩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流亡者，躲在异国他乡的小黑屋里，哪怕不聊怎么保命，也该聊聊下顿饭有没有着落。
可偏偏，他们在聊等大清垮了以后，咱们把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哪儿。
这事儿听着简直像是痴人说梦，甚至带着点魔幻色彩。
可孙中山那时候脸上一丁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他把一张地图铺在桌上，手指头在上面重重地划了三下，圈出了三个地方：武昌、西安、伊犁。
你没听错，最后一个地名：伊犁。
那个远在新疆边陲的伊犁。
要把国家心脏安在一个当时大家都觉得是“荒郊野外”的地方，这听起来跟喝高了说的醉话没两样。
但孙中山紧接着对章太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章太炎写进了书里，其中的逻辑硬得像块铁：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这话咋解释？
用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
要是你觉得守着汉地十八省过小日子就够了，那就去武昌；
要是你想把新疆、西藏、蒙古这些老家底都攥在手里，那就去西安；
要是你的野心是当亚洲带头大哥，把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中亚，那没二话，必须去伊犁。
这哪是在选地皮，分明是在选这个国家的命数。
先得算明白第一笔账：为啥老孙看不上北京和南京？
在孙中山的规划里，咱们得先搞清楚他为啥把这两个最“顺理成章”的选项给毙了。
这笔账，他在1912年4月跑到武汉演讲的时候，跟大伙儿掰扯得特别细。
那会儿清帝已经退位，他虽然刚卸任临时大总统，但心里对定都这事儿一直放不下。
先看北京。
几千年来，元明清这几个朝代都赖在北京不走，说是“天子守国门”。
可在孙中山眼里，时代变了，到了20世纪，这不叫守国门，这叫把脖子洗干净了伸到人家刀底下。
瞅瞅当时的形势：东北那边，日本和俄国打得不可开交，随时能杀过来；海面上，外国的军舰就在大沽口外晃荡。
以前好歹还有个塘沽炮台顶一下，八国联军一来，炮台拆了个精光，想重修都没银子。
把首都搁在北京，真要打起来，连个缓冲地带都没有，出门就是巷战。
这地方，是个“死局”。
再看南京。
南京是不错，繁华，离上海近，钱袋子鼓。
但孙中山直摇头。
南京有个致命伤：位置太靠东了。
中国是个大块头，要是脑袋缩在长江下游，西北那边怎么办？
离得十万八千里，命令传不过去，边疆早晚得乱套。
再说个难听的，那会儿上海全是租界。
洋人的军舰顺着长江一脚油门就开进来了，南京完全在人家炮火射程里。
哪天跟列强翻脸，政府连个跑路的一线生机都没有。
把这两个“老黄历”扔进垃圾桶后，孙中山亮出了他的第一个心头好：武昌。
第二笔账：武昌到底好在哪？
为啥是武昌？
孙中山给了四个字的理由：居中驭远。
摊开地图你就能看懂这步棋。
武昌守着长江天险，往东看，顺水漂个四天就能到上海，运钱运货方便得不得了。
往北看，跨过长江就是襄阳、樊城。
老话说得好，守住襄阳就能镇住中原，也就是掐住了中国的腰眼。
那会儿孙中山脑子里其实已经把铁路网给画好了。
他算过，要是以武昌为圆心修铁路，北边连长城，南边通四川，东边接沿海，西边达陕甘，基本都在控制范围内。
而且，孙中山有个挺有意思的看法。
他拿德国和日本打比方。
德国柏林，那是内陆城市；日本当时的中心东京，虽然挨着海，但守的是内海，相对安全。
孙中山觉得，咱们中国有长江这条大动脉就够了，首都干嘛非得贴着海边走？
靠海反而容易被那些海军强国封锁死。
选武昌，就是选了个“内陆大管家”。
这不光是看地形，还得看政治底子。
张之洞在湖北折腾洋务那么多年，汉阳兵工厂、新式学堂、织布局，家底厚实得很。
后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那绝不是运气。
这地方老百姓脑子活，新军士兵甚至敢自发打开军火库帮着造反。
这么说吧，要是定都武昌，既能吃上长江经济带的红利，又能躲开沿海列强的炮口，还能照顾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所谓的“谋本部”。
如果你想把这汉地十八省的基本盘稳住，武昌绝对是性价比之王。
黎元洪当时也琢磨过来了。
1912年2月，他给南北两边发报，话说得特别直：想要长治久安，武昌是头号选择。
只可惜，政治这玩意儿从来不光看地图。
江浙联军打下南京后，各省代表的风向就变了，最后临时政府还是安在了南京。
武昌，就这么跟“中国心脏”的位置擦肩而过。
如果说选武昌是为了“稳当”，那选西安就是为了“活命”。
孙中山虽说是个南方人，但他对大西北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关注。
为啥？
因为他瞅见了清朝末年那个最大的雷——边疆危机。
那时候的中国，跟个四面漏风的破茅草屋没两样。
俄国人死盯着外蒙古，英国人惦记着西藏，新疆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孙中山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首都离得太远，这些地方迟早得改姓。
定都西安，图的就是个“掌控力”。
西安往那一摆，那就是地理中心，西北看蒙古，西边看新疆，西南看西藏。
这三块地方，是中国版图的防盗门。
要是丢了，中原立马变前线。
历史上汉唐盛世赖在长安不走，不是为了好玩，是为了经营西域。
丝绸之路从这儿起步，中原王朝的手能一直伸到中亚去。
孙中山的算盘是：把首都搬到西安，铁路修通，大军压上。
这么一来，朝廷说话才有人听，军队才调得动。
这就叫“谋藩服”。
当然，西安的短板也明摆着。
关中平原被啃了几千年，水土流失厉害，早就不是当年的“天府之国”了。
想养活一个庞大的现代首都，资源根本跟不上。
再一个，西安离江南那个钱袋子太远。
一旦长江天险被地方军阀或者外国势力卡住，中央政府立马断顿，国家分分钟就得裂开。
所以在孙中山的方案里，西安是个“备胎”。
它比武昌更看重国防，但经济代价太大，容易把自己拖死。
第四笔账：伊犁的“帝国野心”
最让人下巴惊掉的，还得是伊犁。
当孙中山嘴里蹦出“伊犁”这两个字的时候，连章太炎都愣了好半天。
在普通人眼里，伊犁那是发配犯人的地界，是边陲里的边陲。
但在孙中山眼里，那是一张完全变了样的地图。
你试着把地图的中心点，从北京挪到亚洲大陆的正中间，你会发现伊犁这位置绝了。
它趴在天山北麓，紧挨着中亚。
往西，是大片的哈萨克草原；往北，捅进俄国肚子；往南，能震慑南亚次大陆。
孙中山那句话说得特别露骨：“谋大洲则伊犁。”
这里的“大洲”，指的可不是中国，是整个亚洲。
孙中山算了一笔“进攻账”。
古代中原王朝为啥很难长期控制中亚？
因为太远了。
从长安骑马去西域，一来一回大半年。
这种距离，再能打也耗不起。
可要是首都就在伊犁呢？
局势立马反转。
中亚不再是遥远的边疆，那是自家后院。
往东，能控制中原；往西，能经略中亚七河地区；往北，能顶住沙俄的扩张。
真要定都伊犁，那就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个单纯的东亚国家，而是一个横跨亚洲核心地带的超级霸主。
这就叫“亚洲共主”。
而且，伊犁的自然条件其实不赖。
天山雪水浇灌，号称“塞外江南”，煤铁铜金啥都不缺。
要是铁路修通了，从伊犁到东部沿海也就四五天的火车。
这是一个野心大到没边的天才构想。
不过，天才和疯子往往就隔层纸。
现实给了这个梦想一记响亮的耳光。
1912年的中国，别说修通去伊犁的铁路，连内地的铁路网都没个影儿。
从西安去伊犁，当时坐马车得走上几个月。
把政府搬到那儿，基本等于跟内地失联。
更要命的是军事风险。
伊犁就在边境线上。
沙俄的哥萨克骑兵就在家门口溜达，一旦开片，首都立马变火线，这比北京的处境还凶险。
把国家大脑摆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需要极其强大的国力撑腰。
而当时的中国，穷得叮当响，根本玩不起这个“天子守国门”的高级版。
1912年，中华民国最后还是在南京挂了牌。
武昌因为各方扯皮出局，西安因为家里没粮落选，伊犁因为太超前只能停在纸面上。
孙中山画的这三个圈，最后谁也没成。
但这番对话的含金量，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极其罕见的战略眼光。
一个流亡海外的通缉犯，在最倒霉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苟且偷生，而是怎么重塑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他提出来的“谋本部、谋藩服、谋大洲”，其实正好对应了中国地缘战略的三个台阶：
第一步，把家里收拾利索，稳住基本盘（武昌模式）；
第二步，把篱笆扎紧，确保国土安全（西安模式）；
第三步，大门打开向西走，经略亚欧大陆（伊犁模式）。
一百多年晃眼就过去了。
当我们今天看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网一个劲儿往西修，看着“一带一路”把目光重新投向中亚，看着新疆从边陲变成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时，你会猛然发现：
那个1902年在东京街头画地图的男人，他的目光，早就穿透了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落在了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轴上。
所有的狂想，只要时间够长，没准儿就是预言。
信息来源：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何提议将首都设在新疆的伊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