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视察重庆，看到一剃头匠，激动大喊道：司令，你怎么在这|剃头匠|司令|孙良诚|开国上将|海洲|重庆市|高树勋

1950年代，重庆街头。一个穿将校呢大衣的一位高级将领正在视察，忽然停住脚，死死盯着路边一个剃头摊子。摊子后头坐着个头发花白、衣服打补丁的老汉，正低着头给人刮脸。

上将几步冲过去，一把攥住老汉的手腕——他认出来了，这个剃头匠，十几年前手里攥着的不是剃刀，是好几千杆枪。这位上将叫李聚奎，这个剃头匠叫段海洲。

一个是开国上将，一个沦落到街头卖手艺。

两人当年并肩打鬼子，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如今再见面，天差地别。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把一个人的命运拧成这样？

把时间往回倒，答案全在段海洲这几十年的选择里。

段海洲，1909年生，河北安平县人，地主家庭出身。

放在那个年代，这种家底够他舒舒服服活一辈子。可这人偏偏不安分。年轻时跑到北平念书，进了私立民国大学，肚子里灌了一肚子墨水。毕业以后又进了石友三在河北邢台办的第十三路军干部学校，校长是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在那儿接受了正经的军事训练，学了怎么带兵、怎么打仗。

后来石友三反叛失败，学校散了，段海洲没毕业就被赶回了老家。搁一般人，回去继承家业过日子也就算了。段海洲也确实安安静静待了几年。

但1937年的炮声，把这个人彻底炸醒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踏入华北。段海洲眼睁睁看着家乡沦陷，看着乡亲被欺负，他坐不住了。那时候不少有钱人卷铺盖往南跑，他倒好，反其道而行——散尽家财，拉队伍。

他把家里的银元全掏出来，到黑市上托关系搞来一批枪支弹药，又凭着在当地的名望，招兵买马。冀中平原上的年轻人恨日本人恨得咬牙，听说段海洲要打鬼子，呼啦啦就聚过来了。没多大功夫，几百人的队伍就拉起来了。

段海洲给这支队伍起了个名字：青年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

别看是草台班子，段海洲懂行。他在军校受过正规训练，知道怎么把一群农民变成能打仗的兵。练队列、教射击、搞纪律，一样不落。很快，这支队伍就不是乌合之众了，是真能上战场见血的。

他干的第一票大买卖就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夜袭武强县城。

趁着日军移防的空当，段海洲带着队伍摸黑冲进县城，一通猛打，把驻守的伪军打了个稀里哗啦，缴了一大堆枪。这一仗打响了名声，"段司令"三个字在冀中平原上一下子叫开了。

名声一响，来投奔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到1938年初，段海洲手下已经有3400多人。

接着他又带队伍进入冀县、献县打游击，队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直逼6000人。

手里有6000人、有枪、有地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这就是实打实的资本。

于是，各路神仙都盯上了他。

国民党那边，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派人来拉拢，想把段海洲的队伍收编进去。段海洲一口回绝。他看得明白，张荫梧安的什么心思——不过是想吞他的兵、夺他的枪。

另一边，原二十九军教导队副队长赵云祥也拉了一支队伍，和段海洲抢地盘。赵云祥更狠，直接动手打。在献县，赵云祥部击败了段海洲部。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

被国民党嫌弃，被赵云祥欺负，段海洲必须找一个靠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八路军来了。

1938年初，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开进冀南。

带队的是陈再道，兵不多，进冀南的时候才500来人。但八路军不一样。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有宣传、有铁一般的纪律，对各路地方武装有着天然的虹吸效应。

段海洲之前就和八路军有过接触。这回129师的大队人马来了，带队的副师长是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当时如雷贯耳。段海洲心里有了底，觉得这是个"正主"。

他做了一个决定：加入八路军。

1938年3月，段海洲派政治部主任陈元龙到南宫，和八路军冀南军区的李菁玉、宋任穷正式谈改编的事。徐向前专门把段海洲请到南宫住了好几天，亲自跟他谈话、做工作。同时，386旅参谋长李聚奎也被派到段海洲部队里帮忙整顿。

4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批准了改编方案。

6月初，段海洲率近6000人开赴南宫，正式编入129师，番号是"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任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团、一个教导大队、一个警卫营、一个迫击炮连。8月，129师又把独立旅并了进来，青年纵队实力大增。

段海洲一步登天，从地方游击队的头头变成了八路军的旅级干部。

这是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搭档李聚奎是什么人？那是从平江起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猛将，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亲自指挥了强渡大渡河。西路军失败后，只身一人带着干粮袋和指北针，千里行乞走回延安。这样一个铁打的人，和段海洲搭档，分量可想而知。

如果段海洲的故事在这里画上句号，他大概率会成为开国将领中的一员。

可命运偏偏没给他这个机会——或者说，是他自己亲手把这个机会推开了。

加入八路军之后，段海洲的日子并不好过。

不是打仗的问题。129师的仗打得漂亮，段海洲也不是怂人。问题出在另一个地方——生活。

八路军讲究官兵平等。你是司令也好，马夫也好，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老百姓的一针一线都不许碰。这套铁纪律对老红军来说早就习惯了，可对段海洲来说，简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

他从小锦衣玉食，骨子里还是那个大少爷。他带了6000人的队伍来投奔，自认为有功。在旧军队的规矩里，当官的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规矩松一点，那是天经地义。可在八路军这边，这就是高压线。

心理的落差，一天天在积累。

1938年下半年，段海洲借口眼睛有毛病，跑到南宫的129师师部去"养病"。没待多久，又说要回老家"静养"。这一走，就出事了。

回到老家，那些当初不愿跟他一起加入八路军的旧部蜂拥而至。这帮人各种抱怨、各种牢骚，有的说在八路军受了委屈，有的说日子太苦过不下去。段海洲被围在中间，心里越来越动摇。

偏偏在这个时候，石友三那边也伸手了。

石友三的弟弟石友信，是段海洲在干部学校的老校长。石友信派人来找段海洲，话说得很直白——八路军庙太小，不如跟着石友三干。石友三此时已经东山再起，当上了第69军军长，看上去声势不小。

师生之情加上旧部的鼓动，段海洲的天平彻底倾斜了。

他写了一封请长假的信，派人送给129师，正式脱离了八路军。

徐向前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只叹了一口气。他心里清楚，段海洲这一走，回不了头了。

但八路军没有追究他，没有把他列为叛徒，只是放他走了。多年以后，宋任穷将军评价这件事，说得很干脆：主要责任在他自己。

这一步踏出去，他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而他留在八路军的那支队伍呢？后来被改编为129师新编第四旅，一路打下去，最终沿革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第17师。如果段海洲留下来，他至少是个将军。

离开八路军之后，段海洲的命运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乱世里被吹得东倒西歪。

他先投了石友三，被编为第69军教导师第2团团长。1940年扩编，当上了教导师第1旅旅长。按说也算有了着落。

可石友三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倒戈将军"。先叛冯玉祥，后投蒋反蒋，再投张学良又反张学良。到了抗战时期，他开始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准备当汉奸。

1940年12月，石友三的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忍无可忍，设计把石友三诱捕，活埋了。石友信也因为替石友三联络日军，被当场枪决。

按理说，这是好事。石友三通敌卖国，死有余辜。可段海洲的反应却让人看不懂——他响应了孟昭进"为石校长报仇"的号召，联手攻打高树勋。

不是为了什么大义。就是因为石友信是他老校长，师生之情蒙了他的眼。他分不清什么是真正该坚守的东西，什么是私人感情的牵绊。这就是他性格里致命的弱点。

"复仇"行动失败后，段海洲率残部脱离建制，辗转投到山东，投靠了孙良诚的部属王清瀚，被改编为独立第4旅第2团团长。

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1943年，孙良诚和王清瀚投降了日本人。

到了这个关口，段海洲做出了一个值得肯定的决定——他拒绝投降日军。带着队伍脱离王清瀚，和第3团团长孙兴斋一起，被改编为冀察战区第1游击纵队，段海洲任司令。

他什么路都走过，什么靠山都投过，但有一条底线始终没有破——不当汉奸。

抗战胜利后，第33师是第一支奉命开赴徐州受降的部队，全师改成了日式装备。段海洲一度风光得很，还因为在解放战争初期坚守临城有功，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四等云麾勋章。

但好景不长。因为他有过八路军的历史，国民党对他始终不完全信任。他被当成棋子推到前线当炮灰，后来又被架空、被换血。国民党要败了，他也跟着完了。

1949年5月，段海洲做了最后一次选择。

在老部下党建国的策划下，第33师发动起义。党建国率师直警卫营投了解放军，过程中将师长莫国璋活埋。但段海洲本人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起义的核心行动。

他带着一家老小，辗转到了重庆。

后来他在重庆参加了起义，转业到万县。可他心里清楚，自己当年从八路军出走的那笔旧账，始终横在那里。他没有提什么条件，也没有要什么安排，而是默默在重庆开了一家理发店，靠一把剃刀养活一家人。

从手握6000杆枪的抗日司令，到街头巷尾替人刮脸的剃头匠。这落差大得让人不敢细想。

而他当年在八路军的搭档李聚奎呢？

李聚奎在八路军里继续战斗，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东北，打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抗美援朝时，他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建起了"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195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带着一群人跑到大西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1958年，他调回军队，被补授上将军衔——共和国最后一位获授上将衔的开国将领。

两个人，同一个起点，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段海洲晚年被安排为万县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组织没有忘记他当年抗日的功绩，也没有彻底否定他这个人。但和李聚奎的人生相比，他自己心里最清楚，那些年的选择，代价有多大。

1990年，段海洲在重庆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