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深冬，长春的风格外硬朗。李玉琴坐在屋里，推开窗，只见街上行人行色匆匆。桌上摊着一封刚刚拆开的信，信封上的寄信人名字，她一眼就认了出来——“爱新觉罗·溥仪”。
信的内容很直白：溥仪认识了一位护士，对方性情温和、工作踏实，他准备结婚了。信里没有华丽的词句，却能看出一种有些紧张的认真。多年相隔，昔日的“康德皇帝”，已经成了一个拿着钢笔、有点小心翼翼向旧日妻子告知“再婚”消息的普通人。
这封信摆在李玉琴面前，既像对过去长长一段历史的句号，又像是对她当年那个艰难决定的一次静静回响。许多人后来都好奇：当年那个从“福贵人”到图书馆管理员的女人，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信给溥仪的。
要说清这封信，就绕不开她更早的转折。
一 从校门到宫门：一张照片改写的人生
时间往前推近二十年。1943年早春，长春街头还有日军巡逻的身影。伪满“新京”的南岭女子优级学校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正埋头念书，她叫李玉琴，家在二道河子一带，出身普通，兄弟姊妹众多，家里只靠父亲一人劳作维持。
那天，学校突然通知：第二天统一去照相，要好好打扮。原因没说，但老师语气很认真。李玉琴翻来翻去，挑了件花衣服，心里多少还有点小兴奋，毕竟在那个年月，能照相并不常见。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伪满宫廷已经发生巨变。1942年8月，溥仪的妃子谭玉龄病逝，宫廷里一片沉闷。关东军却动起了心思，一边想借婚事拴住傀儡皇帝，一边又担心直接硬塞日本女子过去引起反感，于是退而求其次，让人收集当地女学生照片，供溥仪“挑选”。
几十张照片摆在桌上，溥仪翻来翻去，最终停在一个看上去年纪很小、神情稚嫩的女孩身上。这就是李玉琴。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很坦白：想找一个年岁小、文化程度不高、好对付、好“再训练”的中国女子，以抵消日本方面的企图。不得不说，这个动机本身，就决定了这段婚姻的冷淡底色。
几天后，李玉琴家里来了日本“御用挂”吉冈，嘴上说得很漂亮：要送她进宫“读书”，包吃包住不用花钱。对于家境紧巴的农家女来说，这样的机会听上去像天掉馅饼。父亲动了心，她也没多想，就这样，顺势上了车。
到了内务府，她被安排在楼里，不许随便走动，只有仆人定时送饭。连着好几天，没人向她解释任何情况。直到六七天后，宫里通知换衣、梳头，她才被领去见一个“穿着特别规矩”的男子。那个人，就是溥仪。
礼节走完，身份也就定下了。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还破了一个旧例：磕头时可以在离皇帝半步的位置并排下跪，算是给予了一定“尊重”。表面看风光，实际上，她从那一刻起已经失去了自由。
与宫廷戏里动辄“情深缘浅”不同，这段关系从开始就没有多少情感基础。溥仪给她立下一条条规矩：不能替娘家求职，不能私藏钱财，必须完全遵守祖制，还特别强调不得说谎。吃住不在一处，见面也很少，往往五六天才能见上一面，多半还是礼节性的寒暄。
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是被“送进来”的，而不是自己选择进来的。亲人再也见不到，出门要人带，日复一日，唯一的慰藉，反而是溥仪偶尔让人送来的衣物、点心——值得一提的是，从来不包括钱。
就这样，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拖了三年。对一个花季少女来说，这三年，既漫长，又有种说不出的空心感。
二 战火、投降与改造：皇妃在八路军队伍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溥仪在伪满皇宫宣读退位诏书，旋即开始仓皇出逃。李玉琴跟随队伍辗转来到临江大栗子沟一带。那时她17岁，已经在宫内待了三年多，却对外面的真实世界知之甚少。
溥仪一心想着“飞往日本”，结果在沈阳机场就被苏军俘获，后被押往苏联。家眷却被抛在半路，留在大栗子沟煤矿附近。大批伪满宫内眷属聚在一起，局面一度十分混乱。
几番折腾后，解放区的八路军进入当地。听说明里有“皇妃”“皇后”，一些年轻战士出于好奇，想去见识一下“宫里的人”。走近一看，不少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婉容已经沉溺鸦片多年，面容枯槁、精神恍惚，和想象中的“娘娘”完全不同。而另一个，被称为“福贵人”的年轻女子，脸上还有几分稚气，这便是李玉琴。
最初，她对这些穿灰色军装的战士有些害怕，说话小心翼翼。时间一长，却发现这些人态度平等，不跪不拜，说话直来直去，却真心实意关心她们的吃穿冷暖。每天排队打饭，她和战士们在一张桌子边吃菜喝汤，旁边有人还会问一句：“能吃惯吗？”这种寻常问候，对她而言竟有几分陌生。
1945年农历腊月中旬，八路军决定把部分重点人员转移到通化，婉容、李玉琴、溥杰一家以及几名宫里重要人员被安排在这一批。到了通化，部队专门腾出房间，给病重的婉容准备病号饭。李玉琴则和战士们一起排队在食堂吃饭，没再享受哪怕象征性的“特权”。
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对“皇妃”身份的看法悄然变化。曾经被视作荣耀的封号，当时反而像沉甸甸的包袱。每天看着这些年龄不比自己大几岁的战士上阵、站岗、训练，有时候她也会悄悄想一句：如果不是那张照片，现在的自己，会不会也是一个扛枪、写字、跑前跑后的普通女兵？
到了1946年，长春陆续解放，李玉琴和其他伪满内眷被送回原籍。临行前，部队干部多次和她谈话，话题很直接：是否愿意在新社会里表明态度，和过去的“皇帝”划清界限，从婚姻上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这个问题绝不轻松。离婚，特别是主动提出和末代皇帝离婚，谈不上光彩，更可能招来非议。再加上封建观念尚未完全淡化，许多妇女自己都把“改嫁”视为难以启齿的事情。李玉琴一开始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始终没有点头，只能算含糊其辞。
到了离开前，她去和病重的婉容道别。部队一度希望她把婉容一起带走，考虑到现实条件，她最终没有答应。这位前皇后后来在随部队转移途中，病逝于吉林敦化，年仅三十九岁。怎么说，这一幕，在李玉琴心里终究留下了一道印记。
回到长春后，她学过手艺，当过临时工，日子不算轻松。更棘手的是，她和溥仪的关系被许多人知晓，一些单位在安排工作时有所顾虑，生怕“惹麻烦”。这种隐形的压力，让她那段时间颇为艰难。
1950年前后，她随着溥仪一位族兄来到北京。接触到更多进步人士，也受到妇联、公安派出所等部门的一再教育，关于个人命运与国家、与制度之间关系的思考，慢慢在她心里铺开。不得不说，这种环境，对她后来的选择影响极大。
三 离婚案与那封判决书：从“福贵人”到普通公民
这一切，为她1950年代那场著名的离婚案埋下伏笔。
1945年溥仪被苏联扣押，1950年被引渡回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开始系统接受改造。李玉琴在长春、北京辗转生活，虽与他天各一方，却始终打听他的消息。
试想一下，当时的信息渠道远不如后来便利。她一度给毛泽东写过信，询问溥仪的情况，没有回音；又亲自去过外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打听”，得到的却是客气而模糊的回应。漫长等待里，她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旧日“夫妻名分”的牵挂；另一方面，对自己未来的真实生活也有更强烈的渴望。
1955年7月24日，她终于知道溥仪已经在抚顺接受改造，便提笔写了一封“平安信”。信里既提到生活的琐碎变化，也表达了希望彼此都能好好改造的愿望，言语间仍保留着“夫妻感情”的称呼。那时，她的思想转变还没有走到最前面，更多是对过去的温和延续。
从1955年到1956年，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李玉琴甚至多次向人借钱，亲自去抚顺探望溥仪，给他带去糖果、手绢、袜子等日常用品。表面看，这分明是一段尚未断绝的牵挂。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56年。那一年，在组织的关心下，她被安排到长春市图书馆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员。这一步，让她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社会身份，而不仅仅是“前皇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婚姻问题。
长期找工作屡屡受阻，加上年龄差距、感情基础薄弱等现实因素，最终让她下定决心：要通过法律程序，彻底与这段被动的婚姻告别。对她来说，这不只是情感选择，更是想摆脱“末代皇妃”这层外壳，重新融入新社会的实际需要。
1956年底，她向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提出：希望和溥仪离婚。管教员李福生听后很吃惊，颇为为难地劝她考虑溥仪的改造情绪。毕竟，当时溥仪思想转变来之不易，一旦婚姻上遭到打击，会不会影响他继续改造？这是管理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李玉琴的回答却很干脆：“如果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须离婚。”这句话，说起来平静，背后却是她多年来的压抑与思量。她没有刻意强调曾经受到的冷落，也没有翻旧账，只是把自己的要求表达得非常明确。
战犯管理所将情况上报公安部，时任部长罗瑞卿的意见也颇有代表性：一方面强调要做李玉琴的思想工作，甚至不排除“破例让两人同居”的可能，希望通过恢复“夫妻生活”巩固溥仪的思想转化；另一方面，也没有一口回绝离婚的可能，而是要求慎重。
这段反复，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难题：如何在尊重个人意愿与家庭生活的同时，兼顾对重大历史人物改造工作的整体安排。李玉琴恰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
最终，溥仪本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他清楚地意识到，李玉琴因为和自己的关系背负了不少压力，工作生活都不顺利；两人分离已久，感情谈不上深厚，再勉强维持，对双方都不公平。于是，他表示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并写下了一份私下的离婚书。
1956年8月，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李玉琴正式被长春市图书馆录用为管理员。名义上的离婚已经存在，但从法律上看，这还不算数。于是，才有了1957年那次颇具象征意义的“告状”。
1957年2月4日上午，春节刚过，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的门被推开。一个穿深蓝色衣服的中年妇女走进院长室，自报姓名“李玉琴”，亮出证件，说明来意：要与“原伪满康德皇帝、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犯人”爱新觉罗·溥仪正式离婚。
院长李国章起初也有点难以置信，甚至下意识问了一句“你要和谁离婚”。等看到她拿来的介绍信，上面清楚写着“末代皇妃”“福贵人”等字样，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足以载入档案的特殊案件。
一个月后，李玉琴寄来正式离婚诉状及私人离婚书。诉状里，她把离婚理由写得清清楚楚：分离十一年，相互之间没有真正感情；年龄差距二十二岁，生活观念差异明显；当年的婚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动卷入。这些表述，在法律层面也构成了充分理由。
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将此案按普通婚姻案处理，但强调要事先与战犯管理所沟通，避免引发不必要波动。战犯管理所提出，被告身为未决犯，又有特殊身份，不宜到庭审理，建议由管教人员将诉状送达，组织他书面答辩。
就这样，李玉琴在长春、溥仪在抚顺，两人通过纸笔在法庭之外完成了最后一次“对话”。溥仪在答辩书里写得很直接：想到她将来可以拥有美满家庭生活，从而更安心愉快地为祖国工作，他感到满意，因此“完全同意”她提出的离婚要求。
1957年4月30日，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经过准备庭审查后，5月20日作出判决：准予离婚。第二天，判决书分别送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和长春市图书馆。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李玉琴的身份彻底改变。从法律意义上说，她不再是“康德皇帝的福贵人”，只是长春市一名普通女职员。这种改变，轻描淡写四个字，却将旧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彻底掀开。
四 新家庭、新来信：各自安稳的下半生
离婚之后，李玉琴的生活并没有马上变成“平顺人生”，但方向已经明朗了。图书馆的工作虽然平淡，却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和清晰的社会角色。对于一个走过宫廷、战乱、改造这一大圈的人来说，这种稳定本身就弥足珍贵。
1957年，她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老黄”——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上海籍干部。这个人性格开朗，说话风趣，有事业心，也比较正直。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情感逐渐升温。1958年5月，他们在长春正式登记结婚，后来有了一个孩子，家庭生活算是有了着落。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李玉琴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宫里战战兢兢的少女。工作之外，她主动参加统战工作、文史资料整理等活动，对于别人有关那段过去的询问，她能平静应对，不再回避。可以看出，她已经把“皇妃”这段经历当作历史事实，而不是终身烙印。
1961年前后，政协组织编写文史材料，邀请一些亲历者提供回忆。李玉琴受邀参加，并被接到北京。在一次宴会上，她和已经被特赦、成为普通公民的溥仪再度相遇。
多年不见，两人身份完全不同。一个是地方政协委员候选人、图书馆干部；一个是刚从战犯管理所走出、在植物园工作的普通职工。见面时，气氛并不尴尬，反而多了几分平静。溥仪还主动邀请她像朋友一样一起吃饭，说起往事时，也带着一点自嘲和感慨。
这次相逢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开头那封信。
1962年，溥仪给李玉琴写信，说自己认识了一位护士，对方有过婚史，家世普通，却心地善良、照顾细致。他对这位护士产生了好感，却又担心门第、过去经历会不会成为阻碍，于是试探性地在信里提及，多少想听听这位旧日“妻子”的看法。
“我准备结婚了”，这句话写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写给谁。在很多人想象中，前皇帝似乎会回避与前皇妃谈自己的再婚，事实上他却把李玉琴当成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本身就说明两人在心态上的变化。他已不再把她视作“从属”，而是一个清楚了解他的老熟人。
李玉琴看完信，选择的回应方式也颇具意味。她没有纠缠旧情，没有感慨身世，而是从很现实的角度回信：不要太在意门第和对方有无婚史，只要人品可靠、相处融洽，就可以放心迈出这一步。这句话，在那个年代也算略微超前，却很贴合她自己的经历。
不久之后，溥仪再来信，正式告知自己将与护士李淑贤结婚。对这次婚姻，李玉琴真心送上祝福。两人之后没有再多纠缠，彼此的生活彻底分开，只在历史记载里留下几个交汇点。
此后几十年，李玉琴在长春扎下根。1982年加入民革，1983年当选长春市政协委员，1988年成为吉林省政协委员。日常生活中，她接待过一些国内外访客，偶尔回忆旧事，但多以叙述为主，很少加入夸张情绪。
家里日子虽然谈不上富贵，但颇有踏实气息。孩子长大后在粮食部门工作，成家立业，她也抱上了孙子。每到孙子生日，她都会亲自买礼物，选东西时还有点认真过头，好像在补偿自己少年时代缺失的一些温情。
有人问起她的感受，她常说一句话：“比起婉容、文绣、谭玉龄，我已经算命好。”这句话不带自怜，更像是一种冷静比较。皇宫里的女性，多半被命运裹挟，能完整走到晚年、保持清醒头脑，已经是不易。她很清楚，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制度安排，自己很可能会在某个灰暗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消失。
2001年，李玉琴在长春病逝。她的一生被概括为“曲折而传奇”，其实细看不过是几次关键抉择：一次是被动踏进宫门，一次是在战火中放下“贵人架子”，一次是在法院门口递上离婚诉状。每次选择，都让她离那个“末代皇妃”的身份远一点，离普通人的生活近一点。
再回头看那封1962年的来信，就不难理解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当年那个被人挑选进宫的小女孩，经过战火、改造、诉讼和再婚，已经彻底变成一个有稳定工作、有家庭、有自己判断的中年女性。面对“我要结婚了”的消息，她既没有怨，也没必要感伤，给出的建议，简短又务实：看人品，看相处，不看门第，不纠结旧事。
这一封回信，把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不再是夫妻，也不是仇人，更不是纠缠不清的旧情人，而是共同走出旧时代的一对见证者。各自转身，各自生活，留下的，只是一段清晰可查、没有被戏剧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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