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除了上述提到的、多年前您就在强调的问题之外，您在近几年比较关心的刑事司法制度上的问题还有哪些？
张明楷：近几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上的重刑化问题。我国现行刑法仍然是重刑化的刑法，大体上形成了“又严又厉”的局面。从法定刑来看，除极少数犯罪以外，我国绝大多数犯罪的法定刑都明显偏重。当然，这是刑事立法的问题，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司法上的问题。
从司法的量刑环节来说，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规则，以及我国法官的实际量刑，都是偏重的。在通常情况下，法官不选择最低刑，而是选择中间刑乃至中间刑以上的刑罚。而在德国，绝大多数的宣告刑落在法定刑范围内较低的三分之一区间。日本法官在量刑时也都基本上选择最低刑。
例如，在二战前，日本法官对86.23%的故意杀人犯（杀婴的除外，下同）判处5年以下自由刑；二战后至70年代，日本法官对40%以上的故意杀人犯判处3年以下自由刑；即使在80年代以后，日本法官也对30%左右的故意杀人犯判处3年以下自由刑。
美国虽然可谓重刑国家，但研究发现，“如果把成文法最高刑和法官判处的实际刑罚相对比，就会发现法官还是相当宽大的。虽然法庭有权判处高达1年的监禁，但它很少送人去坐牢，虽然罚金可以超过1000美元，但它们很少超过25美元”。在作为美国学者研究样本的1648个被告人里，“有843个，或者说刚比一半多一点点，最后被定罪。量刑从很大程度是象征性的无条件免刑到超过1年的监禁刑不等。这些刑罚大多数落在量刑范围中偏向宽大的那一端……无条件免刑实际上是只定罪不惩罚，以及附条件免刑，通常与缓刑和警告一起判处，是最理想的刑罚；在所有刑罚中有14.7%属于这一种。一个暂停执行的刑罚和缓刑考验期一起是法庭判处的另一种刑罚，在所有刑罚中有13.3%涉及这种刑罚……超过45%都是罚金，其中绝大多数不超过500美元。监禁刑在所有刑罚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5%。刑期从5天到超过1年不等，但大多数（75%）不超过90天。在40个被判处监禁刑的人中，只有4个受到的监禁刑超过1年”。
表格解读与补充说明
中国的“中间线”争议：（即在法定刑幅度内划一条中线，从重在中线以上判，从轻在中线以下判）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争议。虽然部分法官在实践中可能参考此方法，但官方《量刑指导意见》明确反对“中间线论”，认为量刑应综合全案情节，不能机械划线。
美国的“重刑”与“轻判”：美国联邦层面确实规定了极高的法定刑（如垄断犯罪最高可达10年监禁），但司法实践中，由于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的存在，绝大多数案件通过认罪协商大幅降低了实际刑期，导致最终宣告刑普遍较轻。因此，美国呈现出“立法重、司法轻”的特点。
日本的“超低关押率”：日本不仅在故意杀人罪上量刑极轻，其整体监禁率也极低。根据世界监狱人口清单数据，日本2019年的关押率仅为38（每10万人），远低于中国的121。这与其起诉犹豫（暂缓起诉）和缓刑的大量适用密切相关。
总结：从比较法视角看，中国在四国中呈现出最明显的重刑化特征，无论是法定刑设置还是法官的实际裁量，都显著高于德、日两国。美国虽然立法层面严厉，但司法实践通过辩诉交易机制实现了事实上的轻缓化。
张明楷，1959年7月出生于湖北仙桃，刑法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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