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1935年6月17日大半夜，地点是福建长汀。
中山公园那个老凉亭里，冷不丁摆出了一桌子像模像样的酒席。
桌上不仅有陈年的花雕老酒，还配齐了四凉四热八道大菜，荤腥不缺。
哪怕搁在平时都算大餐，更别提那个到处打仗、老百姓吃不饱饭的年头了，简直是豪奢。
可怪就怪在，这满桌子好菜愣是没人敢碰。
别说动筷子了，连个敢往桌边凑的人都没有，气氛阴森得很。
明白人都知道，这是给死人喝的“断头酒”。
关在牢里的瞿秋白心里跟明镜似的，自然晓得这顿饭意味着啥。
他没慌，只跟看守提了个临终愿望：“能不能让宋师长过来见个面？
哪怕就是喝口酒，唠两句家常也行。”
嘴里说的这位宋师长，正是当时国民党第36师的一把手宋希濂，这桌子菜也是他特意吩咐人置办的。
照常理讲，人都快没了，这点小要求实在算不上过分。
可偏偏宋希濂就是没答应。
其实他人就在隔壁不远的办公室待着，可两条腿像灌了铅，死活迈不出那个门槛。
这哪光是两个阵营死对头的事儿啊，里头还夹杂着十年前那段扯不断的师生情分。
宋希濂心里这笔账，乱成了一团麻，根本理不清。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个十来年，这两人压根不是现在这副你死我活的架势。
1923年那会儿，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专门讲社会学。
那时候的宋希濂还是个愣头青学生，坐在台底下听课，眼珠子都不带转的。
后来他自己都认账，说对这位老师那是“打心底里崇拜”。
转过年来到了1924年，宋希濂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瞿秋白常去那边授课，这下算是正式磕头拜师了。
那阵子的宋希濂，甚至还填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要是照着这个路子走，怎么着也是一段革命战友的佳话。
可惜啊，老天爷在1927年开了个玩笑。
“四一二”一声枪响，两边彻底闹掰了。
这时候，宋希濂碰上了这辈子头一个要命的选择题：到底跟哪边混？
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左边是共产党，随时可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前途一片黑；右边是蒋介石，手里握着枪杆子，搞不好还能混个高官厚禄。
最后，宋希濂咬咬牙选了后者。
跑到南京投奔老蒋的时候，蒋介石拍着他肩膀，乐得合不拢嘴：“能跟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才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
就这一年，老师和学生彻底走岔了道。
宋希濂那是平步青云，才27岁就挂上了中将衔，成了老蒋的心腹爱将；反观瞿秋白，路越走越窄，从中共最高层的位置上跌下来，受气、挨整，最后还被丢在了最危险的苏区自生自灭。
谁成想，命运这只大手在1935年又把他俩硬捏到了一块儿。
瞿秋白突围没成，被叛徒给卖了。
无巧不成书，关他的地界儿，正好归学生宋希濂管。
听说抓来的那个化名“林祺祥”的人就是自己当年的恩师，宋希濂的反应挺耐人寻味。
他没急着提审，反倒把自己锁屋里，对着窗户愣神了好半天。
军法处长跑来请示咋处理，宋希濂一摆手，语气挺沉：“先晾着，别动粗。”
这会儿，摆在宋希濂面前的是第二道难题：是杀头，还是保命？
要说杀吧，那叫欺师灭祖，心里那道坎迈不过去；要说保吧，那是抗命不遵，政治前途还要不要了？
他琢磨来琢磨去，想钻个空子走第三条路：劝降。
只要老师肯松个口，哪怕发个模棱两可的声明，宋希濂就有把握保下这条命，搞不好还能去蒋介石那儿邀功——瞧，连我老师都被我感化了。
就这样，当学生的开始正儿八经“提审”老师了。
哪怕算盘打得再好，见面一聊全乱套了。
宋希濂本来肚子里装满了一套套的大道理，想从胜者为王扯到三民主义。
结果呢，瞿秋白三言两语就把话题拽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到底灵不灵”这个大题目上。
阴暗的囚室愣是变成了大学讲堂。
瞿秋白口若悬河，引经据典，那气场跟当年在上海大学讲课一模一样。
手里握着生杀大权的宋希濂，反倒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被驳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一招算是彻底废了。
宋希濂没招儿了，只能把审讯笔录连同案卷一股脑儿发给蒋介石，请“委座”看着办。
这一手，其实就是把杀人的黑锅甩了出去。
6月16号晚上，加急密电到了。
落款写着“介公亲示”，内容少得可怜，就冷冰冰七个字：“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读完电报，宋希濂把它折得整整齐齐塞进抽屉。
紧接着，他把参谋长、军法处长这帮人叫进来，五六个人在办公室里干坐了足足两个钟头。
这漫长的两小时他在琢磨啥？
谁肚子里的蛔虫也没法知道。
但瞅瞅他后头的动作，明摆着还在做思想斗争。
他没立马动手，而是硬生生拖了一宿。
他吩咐参谋长：“先去备桌酒席，搞个送行的排场。”
这就是咱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这顿饭，纯粹是宋希濂给自个儿良心买的一贴狗皮膏药。
他想传达个意思：要你命的是蒋介石，可不是我宋希濂；我对你，还是讲师生情分的。
可当瞿秋白提出要见一面的时候，宋希濂咋就怂了呢？
说白了，就是不敢。
真要见了面，碰了杯，那他就是亲自送老师上路的刽子手。
只要不见面，他还能骗骗自己，装作只是个听喝的执行者。
这种把头埋沙子里的鸵鸟心态，是他那时候唯一能抓的一根救命稻草。
那个晚上，吃了闭门羹的瞿秋白没恼火，也没死缠烂打。
他一个人孤零零坐在牢房里，提起毛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
就在这时候，还有人不死心，递进来蒋介石最后的糖衣炮弹：“只要脱离共产党，不但不死，还有官做。”
连椅子都给摆好了：南京国民政府情报局的翻译主任。
这买卖看着挺公道：签个字画个押，换条命，外带一个肥差。
瞿秋白乐了。
他挥起笔，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回响：“历史要一个忠诚的人，不要一个聪明的叛徒。”
这哪是拒绝啊，简直是站在高处俯视宋希濂和蒋介石。
在他眼里，这帮活着的高官显贵，不过就是历史长河里一帮“自作聪明的叛徒”罢了。
6月18号大清早，上路的时辰到了。
瞿秋白那样子，横看竖看都不像个死囚。
他特意换了身干干净净的黑褂子白裤子，甚至还慢悠悠泡了杯浓茶，点上了一根烟。
九点二十，他迈步出门。
这时候的宋希濂，正躲在办公室窗帘后面，偷摸盯着老师的背影。
他整了整军装，立正站好，隔着玻璃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是学生送别老师，也是一个战场上的赢家对精神上征服者的致敬。
瞿秋白步子迈得不紧不慢，手里夹着烟卷，嘴里用俄语哼着《国际歌》，一路走向刑场。
到了罗汉岭，他往草地上一盘腿，冲着端枪的刽子手微微一笑，点了下头：
“此地甚好！”
枪声一响，36岁的瞿秋白倒在青草丛中，永远睡着了。
按照事先的吩咐，宋希濂让人买了口上好的棺木把老师收殓了，就葬在中山公园边上。
这档子事儿，成了宋希濂一辈子解不开的疙瘩。
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他在回忆录里老实交代：“瞿秋白之死，我一直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我为杀害瞿秋白而悔恨终生。”
咋就这么后悔？
因为在那场生死赌局里，活下来的宋希濂其实输了个底掉。
别看他官做得大，命也保住了，但在精神这块儿，他被那个穿着白布短裤、盘腿坐在草地上的老师，打得丢盔弃甲。
瞿秋白临走前留下话：“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这不光是读书人的浪漫情怀，更是一种把生死看透了的大彻大悟。
对宋希濂而言，那天晚上中山公园凉亭里那杯没敢送出去的酒，恐怕是他这辈子喝过最苦最涩的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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